社会动员是动员主体对社会群体思想观念施加影响并采取集体行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一种常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在集体行动过程中,社会动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动员的构成要素包括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动员目标、动员手段、动员载体,这些要素的互相作用决定了社会动员的效果。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动员群众,善于运用群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社会动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动员依然是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有效弥补了官僚体制的不足,不仅是整合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促进社会参与的有力办法,也是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和社会困境的有效方式,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是,社会动员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给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表现为过度动员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工具、破坏正常的官僚治理体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形成了以“强国家——弱社会”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国家权力无限扩张,渗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国家对社会的高度控制使得社会动员得以广泛开展,国家进入空前动员的状态,这种动员以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以大规模群众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以树立榜样为主要激励措施,以报纸广播为主要动员媒介。建国以后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产生了积极作用,扭转了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实状况,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执政地位,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热情,有效弥补了现代化初期资源不足的缺陷。但由于社会动员过程中过度重视精神的力量和集体利益,使得社会动员忽视了客观规律,破坏了社会民主法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社会动员要素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治理也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社会动员面临着转型的迫切需要。从动员主体来看,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力减弱、国家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减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员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不再是唯一的动员主体,动员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从动员对象来看,社会结构持续分化、社会流动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公民权利意识也迅速觉醒,使得动员对象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从动员目标来看,思想政治领域的动员明显减少、社会动员服务于经济发展并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动员目标从国家利益向大众利益转变;从动员手段来看,减少使用群众运动的动员手段,主要通过利益引导、社会传媒、情感激发和法律法规来进行社会动员,动员手段从强制性向诱致性转变。社会动员实现了从传统管制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的转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尽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动员与现代治理也格格不入,但不可认为我国不再需要社会动员,也不可认为我国社会动员能力不足。事实上,我国依然拥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依然在我国社会动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领导作用,以其强大的组织系统和严明的纪律要求拥有着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党管媒体的基本原则使得国家掌握了主要的动员媒介,我国社会的整体化程度依然较高使得社会动员更容易实施。但同时也要看到,社会动员在一些领域也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有所下降、基层组织号召能力不强、网络社会动员乱象丛生、社会逆动员现象问题凸显等,这些是当前我国社会动员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社会动员的现代化,因此,本文最后一章对如何构建现代化社会动员机制进行了思考。第一,要构建以党和政府为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动员主体机制。要加强党和政府的能力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动员。第二,要规范社会动员的手段。坚持适度动员的基本原则,将利益诱导作为主要的动员手段,在法治规则下进行,保障公民独立自由的合法权益。第三,要高度重视网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具体包括加强主流网络媒体建设,掌握网络主动权;强化网络监管,净化网络空间;积极培育网络意见领袖,有效引导网民意见。结语部分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得出本研究的基本结论,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拓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