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排放量的减排以及碳排放责任的分担不仅需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还应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即考察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需求会产生的碳排放量。本文选择G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作为发达国家代表、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代表,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国家层面：各国家的消费碳排放量与生产碳排放量存在怎样的关系?各国家的消费碳排放量是如何溢出到其他国家的?各国家的碳排放量主要溢出到哪些国家?部门层面：站在消费碳排放的角度,服务部门“低污染”的传统观点能否得到削弱?服务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量到底有多少,主要溢出到哪些非服务部门?哪些服务部门产生的消费碳排放量最多,哪些服务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量最多?最后再在两个层面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中国实现碳减排的途径。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中环境账户提供的碳排放相关数据以及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MRIO)对1995年-2011年的数据进行相关计算并得出结论。从国家层面得出：第一,G7每年的生产碳排放都小于消费碳排放,BRIC每年的生产碳排放都大于消费碳排放,说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碳排放消费国,发展中国家却是主要的碳排放生产国；第二,各国家的消费碳排放主要通过直接进口碳排放效应和间接贸易碳排放效应溢出到其他国家,据2011年数据显示各国家均满足直接进口碳排放效应>间接贸易碳排放效应；第三,加拿大的碳排放主要溢出到美国和中国,而其它9个国家的碳排放均主要溢出到中国,说明中国正逐渐沦为越来越多国家的碳排放集中地。从部门层面得出：第一,除丹麦以外的40个国家(地区)均表现为服务部门消费碳排放量远高于服务部门生产碳排放量,从而削弱了服务部门“低污染”的传统观点；第二,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量占服务部门消费碳排放量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占比,说明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其服务部门更加依赖于非服务部门,服务部门的碳排放主要溢出到“电力、煤气与自来水供应”,“基本金属与金属制品”,“化学工业”,“焦炭、煤炼石油及核燃料”,“采掘业”、“非金属矿业”6个非服务部门；第三,中美均表现为“医疗和社会保障”、“政府管理和国防”为产生消费碳排放量最多的服务部门,中国除“水运”、“空运”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量占比低于百分之五十,其他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占比均大于百分之五十,美国的所有运输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量占比均低于百分之三十,其他部门溢出到非服务部门的碳排放比重均大于百分之四十。中国的碳减排途径主要包括：对外贸易碳减排和服务部门碳减排。在对外贸易碳减排方面：第一,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应尽量减少与巴西的贸易而增加与俄罗斯的贸易；第二,从进口减排来看,在中巴贸易中,中国应加大对“农林牧副渔业”、“采掘业”、“食品、饮料、烟草”以及“造纸和印刷业”的进口力度。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应加大对“采掘业”、“造纸和印刷业”、“电力、煤气与自来水供应”以及“建筑业”的进口力度。在中印贸易中,中国应加大对“农林牧副渔业”的进口力度；第三,从出口减排来看,应鼓励国内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部门出口,而尽量避免高碳排放强度的部门出口。在服务部门碳减排方面：第一,应大力发展“房地产”、“金融业”、“交通工具以外的批发”、“交通工具以外的零售和维修”以及“邮政业”这些完全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部门；第二,“交通工具以外的批发”、“金融业”、“邮政业”、“房地产”以及“租赁和其它商务活动”应要求其承担更多的碳排放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