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他人处在危难紧迫情况下是否应当施以援手的问题在社会舆论上一直广受关注,今年发生的“唐山打人事件”中,关于是否应当见义勇为,如何做到见义智为等话题也引发了大众的热烈讨论。早在2006年的“彭宇”案中,关于在遇到相似状况时“扶不扶”的问题,在社会道德层面和法学理论层面上就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观点。随着社会发展,科技发达,社会风险也在各方面不断增加,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心有顾虑而对他人陷入的危机见危不救。以鼓励大众积极互帮互助、弘扬见义勇为精神为立法目的,《民法典》对《民法总则》中相关规定进行了沿用,最终形成了第184条自愿紧急救助行为人的免责条款。但在立法者最终删除但书内容后,第184条免责条款的范围应当如何判断,司法实践中针对自愿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范围应当如何判定,均值得进行深入的探究。除引言与结论外,本文的探究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针对第184条免责条款免责范围在学理上的诸多理论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第184条免责条款并不存在法律漏洞,应当首先对其合理性进行充分研究,再进一步探讨其适用及范围问题。本文首先对紧急救助行为免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即紧急救助行为免责不仅符合矫正的正义,同时也符合法经济学原理,除此之外还体现了利益均衡原则。完全免责从文义的角度上看似乎是给予救助者过大的自由,但通过完善的解释方式,可以保障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实现免责条款的真正立法目的。第二部分探讨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对注意义务的考量,对第184条的免责范围进行了缩限,即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不予免责。在免责范围限制在一般过失的前提下,司法实践中对于紧急救助行为的认定存在扩张的趋势,紧急的情谊行为或者在共同行为人之间紧急救助的情况均可以被认定为是符合免责条件的紧急救助行为。而第三部分通过对比较法经验的研究可以看到,比较法的共同趋势是遵循有限的责任豁免,对于自愿紧急救助行为的免责不可认定为绝对免责,由于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不应包含在免责的范围内,这样才能不以牺牲受助人的利益为前提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同时保障救助人和受助人的安全和权益。第四部分对本文观点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即自愿紧急救助行为从性质上来说,属于特殊无因管理。第184条自愿紧急救助行为免责条款应当排除主观故意情形的免责;存在重大过失时与无因管理形成请求权竞合并适用无因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将免责范围缩限至一般过失免责。同时,在一般过失免责的基础上,为了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可以在司法解释中细化紧急救助人的注意义务、紧急救助的行为限度以及紧急救助行为中举证责任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