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精髓。从国家社会一体到社会与国家二元分离,再到国家的消亡,构成了人类摆脱自身奴役、实现自由的图式。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专制时代国家统摄一切权力资源,形成了国家吞并社会的关系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逐渐从国家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关系格局,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境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被消除,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应该被建立起来。“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得到了我国理论界的认可,首先,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一种良性合作关系,而不是西方式的恶性的对抗关系；其次,它体现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现代化进程的具体特点,国家在这一关系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三,它还蕴含着对社会自主性的支持,既体现了社会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体现了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一关系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仅有抽象的理论建构还不够,还需要具体的实践支撑,需要明确国家与社会应该在那些领域,在何种层次上展开良性的互动与合作。社会建设是政府和社会两种力量的交汇地,其深入发展可以推动国家与社会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本文正是通过分析社会建设的各项内容在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建构中的价值,探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交流在实践层面的展现方式,为良性互动的关系模式注入现实性因素。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通过分析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总结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内涵和本质。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对我国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并提出社会建设对于构建这一关系模式的重要价值。社会建设对于构建“良性互动”的“国家-社会”的价值,是通过其具体建设内容实现的,本文从第三章开始对此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章,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根本问题—社会资源分配入手,提出社会建设通过对社会财富三次分配的介入,能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民生,从而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第四章,从社会矛盾的化解来阐释社会建设对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价值。一方面,影响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矛盾的日益多发和激烈,因此,通过社会建设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相信任互相谅解,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显得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各种社会主体与国家共同承担起管理职责,既相互支持、合作,又相互监督、制约,形成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局面,为良性互动关系模式的现实提供了平台。第五章,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对于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意义。一方面,组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力量所在,社会组织繁荣使社会最终具有了与国家进行沟通博弈的资格。另一方面,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中介,通过社会组织两者实现了有效连接,增强了彼此的信任与合作。第六章,分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精神基础,即公民意识问题。我国国家与社会良性关系的建立,在制度性因素之外,还必须寻求内在精神性要素的支持。以公民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的公民意识,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精神基础。社会建设作为一项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社会塑造工程,在我国公民意识的培育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