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承平日久,军备废弛,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万历三十年代以前,边疆危机主要集中在“南倭北虏”问题。万历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女真的不断强大,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建立,边疆危机的焦点转移到辽东战争和后金上。随着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下层士人编纂武略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南倭”、“北虏”成为相提并论的边疆危机,由此掀起了编纂武略书的热潮。武将如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编纂训练类兵书,巡边督抚、御史也留下了大量武略书,大批边防类、海防类兵书出现。在下层士人中,出现了以赵本学《韬钤》、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江南经略》、无名氏《草庐经略》、何良臣《阵纪》为代表的下层士人编纂的武略书。万历三十年代到崇祯末年,后金的崛起使明的边疆危机空前严重。人人谈兵的风气使大量兵书现世,但明末的兵书数量虽多,质量却参差不齐,大多数兵书饱受诟病。下层士人们目击时艰,辄投辄效,揣摩用兵之道,以图救世济民。具有代表性下层士人武略书编纂有茅元仪《武备志》、颜季亨《九十九筹》、喻龙德《秘书兵衡》、曹飞《筹兵三略》等著作。明代中后期下层士人编纂武略书的成因是复杂的。由于科举实行的定额制度,使下层士人在明代中后期于科举一途上更加艰难,而诸生的身份所带来的待遇难以保障基本的生活,大多数下层士人不得不寻求别业治生。明代中后期的下层士人治生困难,他们在当时的诸多选择之中,踏上了编纂兵书一途,更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状况息息相关。明代中后期的人们普遍关注边疆的变化,士人谈兵的热情高涨,下层士人虽然地位不高,但却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面对明代中后期的边疆危机,下层士人们纷纷拟奏疏、献武略,著书立说,以图挽救大明倾颓之势。他们选择了士人入幕这种既能有所作为又能谋生的途径,通过进入将帅和官员的幕府,为其出谋划策。有些下层士人跟随幕主出生入死,在战事中立下大功,得以封赏不高的官职。明后期下层士人积极参与兵事及明亡后的下层士人活动都表现了他们传统的士大夫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