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废娼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展的范围广大的现代性规划的一部分。这一运动在思想层面上极大地重塑了人们对娼妓业的看法、态度和情感,成为现代进程的重要的转折点。但在通常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较为有限,也没有提高到思想意识的深层变迁、现代文学的整体现代转型、现代文学现代价值生成的高度去认识这一运动的真正意义。论文试图在“现代性”的价值基点上,采取形象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娼妓叙述文学再现与历史变迁,考察现代作家如何再现这一传统上熟悉的“他者”,以及妓女形象叙事参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特点、价值和意义。　　 第一章绪论部分交代选题价值和意义、回顾文献资料、说明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界定相关概念。　　 论文第二部分为妓女形象的现代转型勾勒出一个发生学的语境,及其大致进程和内涵界定,为论文的整体论述首先提供一个总括性的框架。1918年北大“进德会”的成立及随后五四启蒙的全面到来,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拉开序幕,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作为深层价值逐渐确立,现代文学中的妓女形象开始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内涵。　　 论文的第三、四、五部分具体进入到对现代文学中妓女形象的实质性研究。论文主要按照类型研究的方法,通过考察现代启蒙作家、新感觉派作家、沈从文以及丁玲、张爱玲等女性作家妓女叙事的差异,辨析这些作家如何借助于对妓女形象的言说,来界定自我、“他者”、身份、情感等相关问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的各自的现代性想象和身份议程。启蒙叙事从“人”、“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为妓女阶层“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呼号,控诉这种对“人”的尊严无视和践踏的不合理的制度。这种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内涵,是现代文学最震撼人心的人性哀歌。启蒙主义的妓女叙事代表了现代主流的妓女叙述,影响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叙述。新感觉派作家主要从物质和消费角度启动了对妓女(交际花,高级妓女)的想象。上海作为现代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其在30年代的发达已展示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物质“奇观”,激发出人们想象和叙述现代的冲动。交际花、高级妓女作为“卖弄风情的女人”,代表了城市生活中最具吸引力和魅惑力的一面,也是深不可测的城市魅力之谜。新感觉派作家最早在寓言性的层面上搭建立起了女性等同于城市的想象和叙述机制。而近代上海与殖民主义的牵连,使得现代作家在对上海进行世界主义想象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殖民话语固有的强制性逻辑:上海在殖民话语架构中被西方以一种“亚洲的娼妓”的形象认知和叙述。新感觉派则内化了这种叙述,并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中国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同质性想象和叙述。这实际上也反映出了新感觉派对自身主体位置和文化身份的无知。沈从文的妓女叙事基本上是在与“五四”启蒙和现代商业化城市的双向拒绝和抗拒中展开的。沈从文对道德、人性、苦难、都自有理解。他的妓女叙事从“神女”——“女神”的转变,体现出了某种人性的洞察和人性重建的途径,但作为男性叙事者,沈从文的妓女想象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中心主义的缺憾。女性作家的妓女叙事呈现出了与男性叙事的分化和衍异。主体的批判意识的形成往往得自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丁玲、张爱玲等现代女性作家以贴近自己的肉身经验、聆听自己真实声音的方式,与现代男性中心的妓女叙事分道扬镳,女性另类性的妓女叙事是对现代性内涵的丰富和深化。　　 结语:现代文学中的妓女叙事与社会历史道德文化语境深刻相关。道德语境紧张时,人们对妓女的存在较多持一种严厉批判和质疑的态度；道德语境具有特异性和另类性时,人们对妓女的存在也可能存在一种不同于正统的看法；道德语境开放时,则持一种欣赏、认同的态度。道德语境的变动和道德诉求的不同,激发出不同的妓女想象和叙述的差异,体现出了妓女形象叙事背后复杂的文化、身份、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它们阶段性的依次展示,也是他们彼此以一种逻辑的方式推动和展开的关于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想象和叙述。这种“现代性”视野下错综复杂的对话、冲突与对峙,也展示了现代文学中的妓女形象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生产场所,参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