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情分得遗产权规定于《继承法》第14条中,不同于依赖某种血缘或者婚姻关系的法定继承,酌分权要求权利人与被继承人生前形成某种扶养关系,这是一项不同于继承权的遗产权利。酌情分得遗产权对法定继承起到了完善与补充的作用,但是由于立法规定不完善、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务中很多细节问题无法可依。在《民法典》修改之际,加强对酌情分得遗产权的探讨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导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本题的研究重点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分析遗产酌分的现状。在立法上,通过解读《继承法》第14条,明确酌分权的主体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酌分权体现了法律对被继承人意思的推定,体现了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解读《民法典草案》第1131条,是基于其对《继承法》第14条的修改,阐明这一修改的重大意义。在司法上,对收集的332件案例进行归纳整理:请求酌分的主体主要集中于侄子女、异性同居伴侣、未形成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未办理收养登记的养子女等,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异性同居伴侣这一主体。最后进行立法与司法的评析,立法上对两类主体的规定过于笼统、遗产酌分的份额难以把握;司法上裁判说理不充分,对违法主体请求酌分的认定存在分歧,遗产酌分数额分配随意。第三部分剖析酌情分得遗产权的主体。确立酌分遗产主体的依据主要是尊重被继承人意愿、权利义务一致性、扩大接受遗产人的范围、拓宽养老的形式四个方面。现行《继承法》酌分遗产的条件明确,酌分权规定在法定继承这章中,获得酌分遗产的条件由法律明确规定,剥夺酌分权也应具备法定事由,对酌分权的剥夺可以适用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而对重婚或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这类主体,尽管理论界和实务中都对其能否酌分遗产存有争议,但身份违法并不属于剥夺继承权的法定事由,因此主体身份违法不宜成为酌分遗产的障碍。第四部分论述酌分遗产份额的确定。成文法的不确定性以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使得酌分遗产的份额难以具体化,法律不可避免的将酌分的份额规定为“适当”,但也应尽可能明确“适当”应考量的因素。在有继承人的情况下,酌分人酌分的遗产份额不应多于继承人的份额,在无继承人的情况下请求酌分,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例,提出要避免将遗产收归国有,且不排除酌分权人分得被继承人的全部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