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解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命题,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此,系统地分析他们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什么样的和解以及如何实现和解”这一问题,对于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和开展生态文明创新实践活动具有现实意义。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漠视自然界限、两大阶级矛盾激化以及自然科学异化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不同于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费尔巴哈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人与自然和解方案,散发着科学的理论光辉。该思想与他们新世界观和科学自然观的确立过程保持一致,诞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形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发展完善于《资本论》。其基本内涵包括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有机统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生成三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双方才能彻底克服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所造成的异化关系,达成新的和谐一致的状态。因而,人与自然和解的目标指向与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又将这一目标细化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二是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三是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践合理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和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并指出只有在物质技术基础、交往制度重构以及主体力量革新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达成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解思想不仅对于后世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对我国解决生态危机难题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它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供思想指南、推动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相互契合与相互转化以及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它为推动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创造人民美好生态生活和呼吁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等一系列的实践创新提供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