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应该包括两层内涵,即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与解放和作为共同体的人之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规划同样也包涵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人的个体自由与解放,另一方面是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两者相互密切关联。　　 在“五四”文化精神激荡下,中国人开始了自由、个性等现代意识的萌发。摆脱了传统伦理秩序束缚之后,与个体自由的获得相伴而生的,是无家可归的失重与悬浮。在时代精神感召下,他们纷纷被迫或自愿地回归到新的共同体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主体性被夸大,从而制造出新的救世神话。“十七年文学”中,人们主体精神高扬,确信“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变为现实。“群众”、“人民”等宏大主体被神化,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圣化。对幸福远景的迫切向往使得“目标”与“手段”发生价值位移,“目标”的宏伟性为“手段”赋予正当性；为了“人间天国”尽快实现,选择手段的自由被不合理扩张。　　 为早日完成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革命”的正面作用被夸大,负面效应被有意遮蔽。在“革命”的宏大背景中,“阶级观念”迅速确立并占据统治位置,“斗争模式”蔓延、覆盖文学的所有题材领域。在“革命”洪流胁裹中,人的非理性本能被诱发出来,理性目标导致了非理性狂热。从“十七年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均体现出这些特征。　　 国家、民族现代转型的整体诉求为新的伦理规范奠定基础,人民宏大伦理逐步完成一体化整合。传统伦理资源被政党伦理和人民伦理有选择地加以扬弃。在席卷全国的道德理想主义实验中,生命个体的自由抉择权利被外在客体剥夺,个体自由伦理被抑制和消泯。在文学中,表现为将“私”与“公”、人伦亲情与家国情等敌对化,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取消善与善之间的二难选择等等。　　 总之,“十七年”期间,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这方面内涵得以单向突进,对早就被忽略的个体自由与解放形成强势压制,造成了现代性的发展失衡并导致畸形变异。文化的畸变作用于现实,引发重大社会问题。其余波所及已殃及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