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各类抗争行为(Contentious Movements)是我们观察社会状况、社会问题乃至国家政治结构变迁的重要窗口。梳理西方关于抗争行为的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其经历了从强调抗争行为“对抗性”、“自发性”向意识到其“政治性”的转变。这也提醒着我们,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林林总总的民众抗争行为时,同样不能将其视为某种单纯的、孤立的、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底线抗争”,而需要以更宏观的视角将其作为社会变迁背景下一种个体、群体、国家社会之间的政治互动过程加以观察和分析。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强调抗争行为具备的“政治性”的基础上,引入了“政治机会结构”这一理论视角;进一步地,结合我国现有制度结构“政治性”、“稳定性”和“竞争性”的背景,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合理修正,提出了“权威性话语的转变”、“弱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土地财政下的政府角色”、“精英的突出表现”、“媒体的关键作用”五个政治机会变量,并对围绕其所展开的博弈过程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本文认为,正是当代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的深刻巨变营造了截然不同于以往的政治机会结构,而这些政治机会的变迁和改善,左右着民众抗争行为的产生及其演化逻辑。未来应通过重塑国家的地位与职能、进一步规范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和适度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抗争行为的治理过程等途径化解抗争行为日益泛化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我们有必要警醒当前政治经济体制弊端诱发的抗争行为对国家政治合法性造成的潜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