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一词在国际上开始广为流行，人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解和诠释各有不同。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第二国际理论家希法亭、考茨基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布哈林等人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扩张政策”，希法亭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非和平的暴力兼并政策，布哈林也认为“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1]列宁则不同，他在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阶段，其特殊性表现在垄断性和腐朽性、垂死性方面。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影响较大的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两种理论及其分歧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本文试图站在21世纪初的今天所能达到的高度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初步论析。 “超帝国主义论”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在现代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蒸汽化浪潮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又掀起了现代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电气化浪潮，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70-9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量的增长、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各种垄断组织以巨大的推动力把资本主义推向前去，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迅速过渡。在经济上，垄断及其意志开始主宰国家经济生活；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成熟、老练，它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更加灵活、多变。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新情况和新特点，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新挑战、新抉择，并由于对这些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所沿着方向不同而出现了左、中、右三派分化的局面。以中派为其政治身份特征的考茨基所作出的回答就是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一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住的是什么民族。”[2]帝国主义是“把农业地区归并于工业国家，作为它们的直接殖民地或附属国”的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1]“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2]他认为，由于垄断组织的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新阶段，即世界帝国主义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阶段。因此，超帝国主义“暂时也可能带来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一个新希望和新期待的时代”。[3]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二重性。一方面，这种“超帝国主义论”掩饰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危机产生革命的必然性，所以，根据这一理论，似乎帝国主义本性可以改变，似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达到永久和平。但是，另一方面，一次大战之后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或地区范围内调节着世界经济或地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状态；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使资本主义至今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因而不能指望资本主义面临指日可待的崩溃，甚至短时期内也还看不到它将要衰亡的迹象。与考茨基的设想所不同的只是，长期以来军备竞赛并没有停止，当前似有重新抬头之势。 今天，当我们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重新解读的时候，我们发现考茨基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切实际的分析、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