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业经济问题，而农业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其如何通过同工业化的协调和互动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总的来看，当前史学界对近代中国农业状况的评价多是基于对农业生产部门本身的研究。陈翰笙、薛暮桥分别在其《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和《旧中国的农业经济》中对近代农业生产关系决定下的农业衰退所作的描述性评价和数量分析，主要是针对国内外工业资本在近代历史条件下对农村的剥夺而作出的，而没有提及工业资本家的涉农行为。美国学者黄宗智和珀金斯都是将近代农业融进中国14世纪以来的传统农业中进行研究的。前者(《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强调了人口压力和工业资本参与推动的农业商品化对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后者(《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也认为近代农业产量的提高是在技术停滞的条件下增加劳动力投入的结果。二者均未专门论及工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积极努力和效果不佳的原因。与上述观点相反的是，英国学者劳·布兰德(《华东地区的商品化和农业发展》)非但认为近代中国农业没有衰败，而且依据农业工人和农村非农产业工人工资的上涨以及国内棉布消费量的上升判定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其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客观上肯定了工业资本家推动农业商品化的有关举措。国内学者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的探讨》)最近指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她强调了工业资本的发展打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的积极作用，但未专门着墨于工业资本和农业经济的互动关系。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和严立贤近著《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对这一状况有所弥补，但限于论题而忽略了工业资本家和农村经济极富时代特色的互动关系。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和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虽然在近年来先后对张謇与南通农村经济的关系注意颇多，但都属于个案研究，未专门论及19世纪后期到抗战前夕工业资本家整体的涉农行为。 作为工业化进程的物化体现者，近代民族工业资本家对工农关系的认识和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工业发展的制约和对工业资本家工业化思想及其行为的影响，从其涉农思想和行为入手研究近代工农业的互动关系更有利于判断近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实况和揭示工业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而且，考虑到当前我国仍在寻找恰当的工农业互动方式来推动现代化事业，这一论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扩张和增长的关键在于供给(生产)方面，只要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利润的实现无须置疑，从而忽略了消费和市场对工业化的拉动作用。本文借鉴了数量统计，实证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传统经济学的有关观点，着重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步入近代工业化前后农业发展状况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指出，中国农业在前工业化时期和近代工业化时期农业剩余的低水平对工业品需求不足，使近代工业资本由于先天不足而只能跛足发展。民族工业资本家面对这一状况，认识到农业对工业的供给和需求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和生态压力对农业剩余增长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外国工业资本和本国政府对农业剩余的过度剥夺．为适应工业资本发展需要，民族工业资本家不得不一万面以农业推广事业推动农业商品化和产业化、一方面直接经营农业来“创建”生产要素市场和工业品币场．但是，由于近代工业资本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程度不足的基础上的，缺乏资本扩张的能力，因此，在外国工业资本和本国政府的共同挤压下，它不但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推动实现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反而不得不参与对农业的剥夺来壮大资本规模和竟争能力．广大农民接受工业资本家的农业推广事业本身就是因生计所迫，其剩余的不足导致其对先进生产方式的需求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工业资本家涉农行为的成效．即使工业伍本家自身的农业经营，最终也因为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诸多环节而蜕化为封建式经营． 总之，没有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工业资本提供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对工业品的需求，工业资本就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拉动农业协调前进：而没有政府力量通过制度革命解除束缚农业发展的因素，农业的长足发展就无从谈起．近代中国工农关系的不谐调在客观上要求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重大变革井制定出适合国倩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