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卞之琳以诗歌和翻译上的艺术成就而闻名，然而他在小说创作上也持续了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早在1929年卞之琳就创作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夜正深》，而1938年的“延安之行”标志了卞之琳小说创作道路的正式启航，在1938年至1949年间，卞之琳创作了四篇“战时”系列短篇小说，还写出了一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长篇巨作。他的早期小说《夜正深》，无论是在主题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都与鲁迅的小说《明天》有相似之处，但是早期的卞之琳更多得是沉浸在“忧愁”的感性叙述中，与鲁迅的小说《明天》相比，少了力透纸背的凝重。《夜正深》更注重心理意识的构建，通过主人公绵密的心理变化展现了平凡小人物的“层叠悲哀”，其心理表现丰富而具有层次，预示了卞之琳小说创作的“现代性”。他的四篇“战时”系列小说与同时代主流抗战小说也有所不同，卞之琳以战争中个人命运为叙述主角，主体的个性仍然在时代的“集体”号召下有所存留，作者并未对战争给予直观的评价和描述，而是通过细节中人类最朴实本真的人性人情的发现，反衬出战争残忍冷酷的本质。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耗时费力，卞之琳在这篇“大作”中寄予了某种宏阔的思想“作为”，小说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战争环境下“世道人心”的敏感，更是以其精心构思的形式布局和超验的思想密度反映了作者企图通过文本叙述所达成的“协调”“进步”实验，战争年代里知识分子的形象与认知意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与提升。卞之琳的小说创作与他的小说翻译是分不开的，早在他全身心投入小说创作之前，卞之琳就通过翻译大量的西方小说作品接触到了一些先进的小说理论展开了小说创作的研究。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和法国作家纪德分别对他的早期小说及后期创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早期小说《夜正深》不仅与阿索林的作品同样“忧国忧民”，更是同样的亲切诗意，安静又流动。纪德对卞之琳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其小说《山山水水》的创作中，小说以一种客观的科学精神展现了不同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思考和现实的参与，纪德的“螺旋式进步观”不仅影响了小说的内容结构也推动了整部小说的创作命运。除此之外，卞之琳的小说文本从他所翻译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代表作中也吸收了某些“现代性”，作者对于个体内在意识的注重以及对形式的精心策略都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呼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卞之琳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诗歌创作转向长篇小说的实验，这一举动背后的深层缘由正是基于作者对“现代小说”这一文体本质的理解，诗歌已不能满足作者的创作欲求，唯有“现代小说”才能表达作者的“时代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