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晚清学者朱一新的个案研究。朱一新(1846—1894),浙江义乌人,光绪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御史、广东端溪书院、广雅书院院长。论文没有对朱氏的生平与学术做面面俱到的考察,而是从笔者感兴趣的一些角度切入,展示朱一新的学术与生活的一些面向。希望以此个案能稍稍加深我们对晚清学术与士人的认知。本文特别拈出学术与生活这一对关系,是对建构晚清学术语境的特别强调。生活既指朱一新生活的晚清大时代,也是指朱氏个人具体的生活场景。论文绪论部分阐述了本文写作的缘起与旨趣,并回顾了学界对朱一新以及晚清学术的现有研究成果。第一章首先考察了朱一新的汉宋观。处于晚清的“后乾嘉时代”,朱一新的关注焦点仍是对乾嘉学术的修正与纠偏。论文从校勘、小学等角度考察了他对乾嘉学术的批评,并结合晚清学术语境揭示他对汉学与宋学的态度。道咸以降的学术多有对乾嘉学术的反动,但乾嘉考据学风很大程度已内化到士人治学之中。考察这一阶段的学术,当见其变与不变。朱一新在义理与致用的焦虑下,治学欲另辟蹊径,确有其独出之处,可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考据学风的影响。第二章讨论朱一新的经史之学。他的经史之学与汉宋观紧密相连,徘徊汉宋也体现在他关于经史关系、治经与治史偏向的一些独特看法。论文接着讨论朱一新的经济之学,首先考察朱氏所谓经济之学的内涵及其与经史之学的关联,接着从文本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其经济之学的特质与趋向。孙宝碹与杨度各自在日记中记下了对《无邪堂答问》的阅读与取舍,论文以此说明朱一新学术面向复杂,趋向曲折。第三章从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一封佚札谈起,展现二人交往的一些片断。并进一步勾勒朱一新的交游圈,以及他们的经世精神。朱一新不别今古,义事并重,对讲微言、通三统的公羊家多有针砭,他提倡讲大义,这是他与晚清公羊学的学术致用观的不同。他究心国事,返诸本心之诚,不得不发,以灾异言事,终遭贬官。论文试图建立起他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实践之间的关联性。结语由分析亲友与学生悼念朱氏的挽联入手,考察时人对朱一新的定位与认识。接着总结全文,揭示出朱一新复杂的学术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