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生产力水平不断增高,经济呈飞速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多数劳动者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以往相比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其收入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以后,劳动者的工作意识逐渐发生改变,其现在更看重自身的发展机会,不再是过去那个崇尚“铁饭碗”的旧时代劳动者。劳动者在同一家企业、单位工作几十年或者工作终生的情况已经很难见到,跳槽成为现代劳动关系中比较热议的话题。由于劳动者相对于用人单位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立法在基于倾斜保护的基础上赋予了劳动者预告辞职的权利。预告辞职权对于劳动者来说十分重要,它可以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预告辞职权的存在给劳动者一方带来诸多便利,其有利于择业自由的实现,预告辞职权使劳动者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劳动合同的订立中也有一定的话语权,促进劳资双方的双向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用人单位的条件。现实中劳动者提前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需要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那么许多劳动者将无法顺利离职,不得不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其合法权益当然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赋予劳动者充分预告辞职的自由,对于劳动者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应当有一个度,要在相应合理的边界中行使,一旦行使过度将会造成权利的滥用。因此对预告辞职进行合理的必要限制,也是法律应当所允许的。自从我国《劳动法》第31条出台,劳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劳动者的预告辞职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立法和司法中都遇到许多关于劳动者预告辞职的难题。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操作难度。查找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司法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还是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本文将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出发,探究我国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在其中存在的问题。立法中的问题主要在于劳动立法对于预告辞职的法律规定过于简洁、不够详尽,造成了预告辞职的合同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以及预告期的期限过于单一化,现行立法对预告辞职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应对其加以适当的调整和完善来改变预告辞职这一现状;司法中的问题主要在于要厘清预告辞职在行使后能否撤销以及认定对预告辞职进行限制的效力问题。为了弥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存在的缺陷,为了解决劳动者预告辞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预告辞职的立法规定入手,完善劳动立法中的相关规定,如可以明确预告辞职的适用范围,对类型不同的、工作时间长短不同的劳动者设定不同的预告期;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司法路径完善,如明确预告辞职相关行为的撤销效力和对其的限制效力等。只有不断对劳动者预告辞职制度进行完善,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实现设立预告辞职的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