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文学的本体和生命。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深层奥秘和丰富蕴含尽在语言之中。语言是文学民族性的标志,是解开文学秘密的钥匙。在蒙古文学研究领域内,对诗歌语言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但对小说语言的研究还滞后。以往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传统语言学工具论、简易修辞论的层面上,至今,尚未出现以新视角、多维度进行全方位观照的专著。本文将运用文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文体学等新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系统阐释新时期蒙古族小说中的语言传承、隐形结构、演变、探索等问题。本文试图对小说文本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将结合宏观研究、微观研究等研究方法。论文由绪论、正文(1-4章)、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选题缘由、研究状况、研究意义、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等。第一章,探索了新时期小说语言对民间文学语言的传承问题。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向来积极学习民间文学语言,吸收其精华。据文本分析,在新时期小说中不难看出对蒙古族史诗、好来宝、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语言的传承,显现出作家们崇尚民间创作语言的审美意识、民族文化的认同心理以及坚守传统文化的精神。由于区域文化和乡土美学精神的原因,新时期小说中的民间文学语言传承产生了显明的乡土性特征,在新疆、青海蒙古文小说中史诗语言的传承较为突出,在科尔沁蒙古文小说中好来宝和胡仁乌力格尔语言的传承较为明显,而鄂尔多斯蒙古文小说中民间故事语言的传承则较为鲜明。自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意识的强化,书面语言的信息化、技术化和作家们对书面语言的认知,导致小说中的民间文学语言传承越来越趋于淡化,民间文学语言所具有的鲜活性,表演性急剧萎缩,其对书面语言的调适作用逐渐被忽略,似乎走入语言的一元化歧途。第二章,探究新时期小说语言的隐形结构。通过分析小说文本中的比喻,阐释了小说语言文本背后隐形的深层文化思维结构。存在于新时期小说语言比喻中的狩猎文化、游牧文化、萨满文化、佛教文化等多元文化思维结构,成为作家们表现人物内心、渲染小说环境和艺术思维的表达方式。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全球化、科学化以及互联网、现代媒体的冲击,自新世纪以来,蒙古文小说语言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思维特征逐渐流失,体现了蒙古文化思维正在巨变的现实。第三章,阐述了新时期小说语言的演变问题。文化的变迁必然引起语言的演变。由于农耕文化的强烈渗透、汉文章回小说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流传以及自20世纪末期以来的全球化、科技的快速进步等原因,蒙古族文化产生巨大的变迁,语言出现了变异现象。在新时期蒙古文小说中大量渗透具有农耕文化思维特征的语言。形成以种植物、家畜、庄家、农业生产和生活工具来认知世界、描写世界、表达情感的思维方式,成为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渲染环境的表现形式。有趣的是,体现农耕文化思维特征的比喻在多数情况下,表现出丑陋的形象、行为或者消极的情感特征,体现出叙述者以及人物形象复杂的文化心理倾向。汉文章回小说在蒙古族地区的广泛流传,对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小说家塑造人物形象时参照章回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将所塑造人物的外表、气质或者性格特征更具生动、直观,试图达到独特的审美效果。据文本分析,发现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对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艺术思维和创作语言影响最大,其中英雄人物诸葛亮和孙悟空的影响力最强。全球化、互联网时代和新媒体创造新人类,不断的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但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对当下的关注度远远不足,改变小说语言理念,表现当下的存在已成为摆在作家面前的紧要任务。第四章,阐释了新时期小说语言的探索问题。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灵活运用重复词句或语法形式、颠倒句子成分的顺序、超常使用标点符号等方法进行语言的形式化尝试,试图增强感受的难度和时延,产生了一定的形式效果。作家们进行语言的意象化探索,试图重新感觉物质的存在、唤回生活的原初感觉,取得了一定的审美效果。部分作家深刻认识到语言的多样性规律,深入挖掘方言的潜能,使小说语言富有生活原生态特征,无意识地接近了语言的本体。作家们有意识的吸纳诗歌、音乐以及戏剧文体的有益因素,使小说语言具有多样式、多节奏、多种声音的综合特征,丰富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形式,增加语言的内涵,体现出语言的无限可能。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小说语言虽有较强的传承性,但随着时空的变化而产生演变。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主要依靠语言的传统,致力于表现小说民族性特征,体现出较强的传统文化认同心理。自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意识的强化,书面语言的信息化、高度技术化以及多数作家对书面语言的崇拜,导致小说中的民间文学内涵逐渐萎缩,小说创作语言似乎走入一元化歧途。有关民间文学语言与书面文学的互动或结合问题已成为小说语言的焦点。小说语言在不断的建构、解构、再建构自己的模式中得到发展。创造性是它的生命,因此,小说语言的探索是永恒的。新时期蒙古文小说家语言理念的变化较慢,语言探索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小说语言“诗学”的深入挖掘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