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P增长的考核激励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推动各地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这也是我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加上财税体制的改革落后,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政府却在公共服务方面倒逼机制不足,政府有拉高投资的条件。再加上包括资源价格、资金价格和人力资本等要素价格的扭曲,我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就逐步强化。现如今,这种传统模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日渐显现,如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中央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出手整治时遭遇国际金融危机,为了保障社会稳定和保证经济增速,颁布实施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在2009-2010年两年内加大政府投资拉动内需,基本实现了当时定的经济目标却加重了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困境。2011年至今,中央政府采用行政手段抑制产能过剩、加快转型升级,相继颁布了《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等规章制度。在中央文件和市场条件的双重压力下,传统制造业企业谋求生存的出路必然是转型升级,但是部分地区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绩考虑,利用手中的权利干预当地企业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导致投资无效率。本文选择2011-2013年内,被中央政府明显定为产能严重过剩的4个传统制造业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其投资是否受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干预影响企业投资导致的经济后果,得出结论如下: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强,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越多,分地区情况: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干预较弱,对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没有影响;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干预较强,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更多。地方政府干预导致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无效率,分地区情况:东部地区地方政府干预较弱,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有效率;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干预较强,产能严重过剩的传统制造业企业投资无效率。宏观经济政策是“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常用手段,宏观经济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最终会落实到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上,政府应当慎重使用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从长远的眼光考虑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深远影响。而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障当地就业、提高GDP增长率,因为这两点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政绩衡量最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要想减少地方政府干预,中央政府就需要从地方政府的干预动机出发,在源头切断地方政府干预企业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