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革命将社会推向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助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机关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对海量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使用,既有效避免了传统行政方式中的信息不及时、效率低下和治理失灵问题,提高了自身的公共服务能力、应急管理能力,也进一步实现了科学决策、精准决策。个人信息因此成为行政机关在开展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进行社会风险治理等方面的重要资源。凭借行政权力和数据技术优势,行政机关获取、贮存了海量个人信息,其中不乏涉及公民个人隐私、影响公民生存尊严的关键信息。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一旦失范,将对信息主体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出现行政机关泄露和不当使用个人信息的实践乱象,不仅损害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也有损行政机关的公信力。通过比较美国、日本和我国大陆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现状,可以发现,我国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困境之成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第一,现行法律未对行政机关、商事主体、社会组织或个人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作区分规定,不能满足规制不同的个人信息使用主体的要求,监管和惩戒措施无法实现约束个人信息使用行为的目的;第二,在行政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资格问题上,“知情同意”的规范结构被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收集敏感信息和非敏感信息,行政机关超出法定权限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现象仍然存在;第三,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与行政机关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缺失,有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缺位,这既不利于保护和救济个人信息权利,也不利于维护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保护个人信息并不等于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应当规范、合理地使用个人信息,结合大数据技术发挥个人信息的最大价值。但是,大数据技术无法自行做出最有利于保护个人信息的路径设计,就行政机关使用的个人信息而言,其保护水平完全取决于法律赋予个人信息何种价值意义以及行政机关如何对数据价值和个人信息权利予以平衡。因此,运用法律手段规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更好地发挥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是研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问题的出发点,也是规制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根本着力点。保护个人信息权利,促进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水平的提高,这既是各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也是各国家和地区在大数据时代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综合能力的必然选择。就我国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而言,可尝试确定以下进路:第一,明确行政机关作为信息使用主体的义务,克服权责不明、监管不严、安全意识淡薄等难题。第二,推动落实更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具体包括以下要点:首先,要厘清个人信息的范围,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其次,要重构“知情同意”和“去身份化”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严格规范授权管理;再次,明确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和个人信息使用主体的义务,完善使用个人信息的监督和惩戒制度,确立行之有效的责任回溯制度,及时、准确定位侵犯个人信息权利的行为主体,提升对使用个人信息失范行为的惩戒力度;此外,要拓宽个人信息权利受侵犯时的救济途径,充分保障个人信息权利。第三,明确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公益向度和人格尊严限度,合理确定个人权利让渡于社会利益的程度,以实现保护个人信息与增强社会效益之目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