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进入老年社会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对于脱离社会生活的老年人来说，家庭人际交往和对大众传媒的使用成为其日常生活的很重要内容，甚至很多学者将这些定义为老年的“精神生活”，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有部分学者指出，在与老年精神生活关涉极为密切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着刻板印象的现象。“刻板印象”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始于新闻学者李普曼。自1922年后的87年中，对这一领域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而新闻传播学中的相应探讨则相对欠缺。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老年群体的传播为例，探讨刻板印象与传播过程之间的关系。　　 刻板印象与文化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统一的文化的影响，才会在社会内容形成广为持有的刻板印象。因此，在刻板印象的测量和确定方面，我们一方面要肯定传统测量方法、认知心理学的测量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从文化的角度对刻板印象进行细致探讨。鉴于在传统方法和认知心理方法测量方面国内已有相关研究，这两方面直接引用了相关的研究：老年刻板印象是负面的，但因为中国敬老尊老的传统，这种负面刻板印象往往被掩饰。在对民间故事的分析中，作者同样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从表面上看，在中国文化中的老年形象是：在社会生活场域中，他们是弱者，与上述的负面形象相合；但在家庭生活场域，他们是强者。但所谓在家庭生活中的强者形象实际上只是文化传统刻意引导和塑造的产物。这三种测量方式显示：中国的老年刻板印象一方是天然的老年歧视；但另一方面，文化传统则着力建构老人可亲可敬的形象，并以此对家庭生活伦理有诸多规定。　　 这种刻板印象在老人的人际传播中得到了体现。与子辈交谈时，老人多以主动发话的一方出现，享有开始话题的优先权。但在不同的话题中，子辈对老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在与具体生活决定相关的话题中，一般子辈都会采取“要求-遵从”的模式予以回应；而在与社会生活相关的话题中，子辈却倾向采取“要求-回避”和“要求-对抗”的反应模式，将老人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际上就是刻板印象的体现。　　 在与孙辈交谈时，老人遭遇的是负面刻板印象的直接表达。这种直接表达以诧异或厌烦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孙辈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认同于社会权威或同伴群体：另～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针对父子关系有很多具体规定，而对于祖孙关系的规定却几乎没有，这也使得祖孙关系中的刻板印象表现更为接近天然的负面刻板印象，而缺乏因文化规定性而产生的敬和畏。　　 同时，当子辈和孙辈主动与老人谈话时，他们多半会选择与“身体”有关的话题。这可能是关怀的体现，但某种情况下“身体”会成为干涉老人自主行为的理由。子孙往往以抽象和概括的老人“应该”注意身体来否定老人的主观意志和个人意愿，这其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刻板化的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身体”话题本身成为将老人阻隔在社会生活之外的工具。　　 子孙辈对老人的刻板化传播态度必然会给老人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因此对子孙辈的“抱怨”成为老人间对话的重要内容。这种“间接抱怨”固然可以拉近老人之间的联系，但在老人间的对话中，听抱怨的一方却往往以“这很正常”“他们懂得比我们多”，甚至子孙辈经常使用的“要注意身体”来加以劝解。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回应，意味着对问题的消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人自己对于负面老年刻板印象的接受和援引。　　 大众传播媒介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形象问题上。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再现”的功能。哈钦斯委员会在其著名的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认为，新闻媒体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中就包括“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化面的投射”--亦即，不应受到刻板印象的制约，要针对各社会群体进行符合其真实情况的表达。那么在老年群体的媒介形象这一方面，大众媒体的表现如何呢?　　 在量化研究方面，本文对北京地区五份报纸半年所有的内容进行阅读，从中选取了与老年有关的报道633篇。针对这633篇文章，围绕“说什么”的问题，对报道类型、报道内容、报道主题进行了编码；围绕“怎么说”的问题，对报道中的老人角色和老人形象进行了编码。编码后使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如下：各大报纸中与老年群体有关的报道最高不过1.26％，与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17.3％的比例不相符合，呈现严重不足的状况；报纸上呈现出来的老年形象是与作为私领域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而与社会生活的相关性较小，与老年刻板印象相符合；在涉老报道中，老人多以被动形象出现。而在老人作为施动者出现的报道中，老人的活动也较少得出现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地是在家庭生活中，与老年刻板印象相符。　　 在质化研究方面，本文对报道中对老人的称谓进行了分类比较。其中，“老翁”“老妪”和“老人”作为抽离环境背景的一般性称谓往往在负面老年形象的新闻事件中使用；而“大爷”“大妈”“爷爷"“奶奶”这些泛化的亲属称谓则更多地使用在涉及正面老年形象的新闻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