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数据背景下,记忆模式从传统短时向数据永恒转变,当久远信息再次出现,一个人或群体当下的社会评价便会受到冲击。为免受负面冲击,人们的个人信息自决意识开始觉醒,提出新的权利诉求,被遗忘权保护问题开始凸显。被遗忘权的产生由来已久,直到Google-González案结束后,欧洲法院对被遗忘权予以认可。但不同国家对此的态度不尽相同: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任某诉百度公司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均驳回了任某对于被遗忘权的主张;美国的“橡皮擦”法案以及澳大利亚“被删除权”制度的确立,没有明确提出“被遗忘权”的概念,并且适用十分有限。在大数据背景下,可以将被遗忘权定义为是对互联网上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通过请求信息控制者断开链接、删除信息源等方式封锁个人信息,使其不能被他人轻易获取,从而间接达到被人遗忘的目的,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属性。被遗忘权的主体应限制在自然人范围,排除法人对被遗忘权的适用,其客体主要为网络空间的个人信息。并且,被遗忘权与删除权、个人信息权、隐私权之间既有重合也存在区分,被遗忘权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大数据时代使得被遗忘权的保护面临更大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权利冲突困境与公权力的限制。尽管既有学说对权利冲突理论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议,且对其概念没有统一界定,但是被遗忘权在现实中面临的权利冲突困境是客观存在的,主要体现在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权、公众知情权以及诉讼权利之间的冲突困境。同时,被遗忘权也会受到公权力的限制。面对上述现实困境,被遗忘权的保护路径可以从权利冲突消解、私法和公法保护等方面进行探索。权利冲突消解主要包括增加利益资源、厘清权利边界、权利位阶理论、利益衡量以及借鉴比例原则的方式,但在我国,被遗忘权尚未形成法定权利,该困境的最好出路仍然应落在法律保护层面。就我国而言,可以从民法、专门立法以及行业规则三个层面进行规范化路径探索。同时,被遗忘权的保护也需要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承担,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经验,遵循合法正当原则、目的明确与受限制原则、数据最小化原则和知情同意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