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记录了中国唐朝僧人慧能(禅宗第六组)的弘法机缘和讲道内容,被中国和世界佛教徒尊为“经”。它既是佛教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然而,国内外有关《坛经》的研究却较为有限,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坛经》英译本研究则更少。随着翻译学“文化转向”的提出,译者主体性研究逐步深入。阐释学派认为“翻译即理解”,肯定译者对原作的积极解读,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深化了人们对译者重要性的认识。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对翻译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具体的阐释步骤,以独特的视角突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本文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理论为框架,根据乔治·斯坦纳的翻译四步骤,将蒋坚松翻译《坛经》的过程具体到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借助实例说明译者主体性在《坛经》翻译过程中具体体现,从而揭示了译者主体性作用于翻译活动的具体过程以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在引言部分回顾了国内外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国内外关于《坛经》及其译本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继而对阐释学和乔治·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理论进行了介绍,而后探讨了译者主体性与乔治·斯坦纳的阐释运作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将蒋坚松翻译《坛经》的过程分为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具体的阐释步骤,辅以译例分析,发现译者主体性贯穿于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在翻译《坛经》之前,蒋坚松基于对《坛经》的“信赖”,即相信《坛经》的价值与意义,确定翻译的对象。在该阶段,译者个人兴趣、翻译动机和语言文化能力是影响文本选择的重要因素。《坛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典籍,有其语言特色和特殊的文化内涵,这要求译者在“侵入”阶段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阻碍,对原文本进行侵入式的理解。蒋坚松在该阶段充分运用自己的语言文化能力,成功“入侵”原文。在“吸收”阶段,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蒋坚松通过运用直译、意译、异化、概略化、视点转换等翻译方法和借助译语的诗歌形式与技巧实现了对原文意义与形式的“吸收”。在“补偿”阶段,为维护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衡,蒋坚松借助释义、加注、加括号、增词等翻译补偿手段,最终达到呈现完整译作的目的。由此可见,《坛经》的翻译过程是译者充分发挥主体性的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成功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包括《坛经》在内的典籍因其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译者在其翻译过程中为准确传达原作内容,更需要发挥主体性。本研究将阐释学翻译理论应用于《坛经》英译过程研究,是丰富译者主体性研究和《坛经》英译本研究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