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义疏》是南梁皇侃在何晏等人编写的《论语集解》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讲疏，它是六朝仅存的“义疏”体著作。该书不仅保存有汉代四家《论语》注释，还汇存了魏晋六朝四十多家注释，因此可说是一部集汉学与玄学于一书的《论语》注作。通过对汉儒注释与玄儒注释在方法和本体上的不同做出分析，可以从诠释学的角度揭示出汉学过渡到玄学的内在过程。　　 在方法方面，本文就“言意之辨”、“义疏”体式以及诠释向度等三个问题进行了阐述。首先，在《论语·公冶长》篇记载了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这句话的解释，皇侃的观点是《论语》这个文本不能把握到孔子的意旨，而太史叔明则认为可以。由此就引出了关于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讨论。通过对言意之辨的诠释学分析，本文认为，《论语》即是孔子意旨的表达，诠释《论语》可以有效地把握到孔子的意旨。其次，作为义疏体著作，《论语义疏》有着三重结构，即：《论语》原文、汉儒《论语》注释和六朝《论语》注释。这三重结构体现出了《论语》诠释的历史性，即《论语》的意义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变化并且互相影响。最后，就对《论语》文本意义的诠释向度而言，《论语义疏》包含了汉儒的知识性向度注释和玄儒的意义性向度诠释。这两种诠释向度的划分是以诠释学对“意义”一词所做的“含义”与“意义”的区分为基础的。知识性诠释以确定文本的“含义”为目的，意义性诠释以创造性地开发文本的“意义”为宗旨。　　 在本体方面，本文选取了《论语》中的三个重要概念--即“道”、“性”和“圣人”来进行讨论。“道”作为最根本的、形而上的概念是不可言象的，但是“道”作为人伦日用的原则却是可以言说的。玄儒既要对《论语》中的“道”做出形上的提升，又要保持其作为儒家仁义内涵的宗旨。这个目标的达成是通过对“道”做出“无化”和“有化”的双向诠释而实现的。“性”是人生而即有的本质内涵。但是对“性”的诠释有“才性”与“德性”两种不同的界定，才性(气性)论以人先天禀有的“元气”为根据，德性论以人内在具有的道德性为根据。在《论语义疏》中，才性论居于主体地位，但它对先秦儒家的正统学说造成了很大的偏离甚至危险，玄儒则用道家的自然人性论对孔孟德性论做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维护和发展。由于对“道”和“性”有不同向度的诠释，于是在圣人形象的设计上也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图式。一种是以气性(才性)论为基础的、将圣人与凡人打作两截的“有无相间”的圣人形象，另一种是以体用不二、有无相通为理据的“有无之间”的圣人形象。这两种圣人观的不同可以从诠释学上追溯为诠释向度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