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大陆1964年核试验的成功的影响，台湾自60年代中期也开始发展核武器，距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作为台湾的盟友，美国对台湾核武器发展的反应也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从80年代开始，美国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如防扩散、情报史、核战略等，但是由于相关解密的档案文献的缺少，大多数研究建立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国内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开始于90年代后期，但同样面临着没有解密的档案文件问题。本文主要依据的是由威廉·伯尔(William Burr)主编，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9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档案”(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解密的题为New Archive Evidence on Taiwanese”Nuclear Intentions”，1966-1976以及威廉·伯尔主编的另外一套关于1976-1978年之间，美国不断阻止台湾研发核武器并最终拆除台湾核设施的内容，即U.S.Opposed Taiwanese Bomb during1970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Show PersistentU.S.Intervention to Discourage Suspicious Nuclear Research。同时，利用了“国家安全档案”的其它方面的材料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作为本文辅助性材料。本文建立在对原始档案的梳理的基础之上，行文顺序主要以时间为序并突出重点事件。　　正文部分分为三章与结论。第一章介绍了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美台关系的宏观状况、美台军事合作以及美台民用核技术合作。美台关系的蜜月期，也是双方在防务、核能利用等方面合作比较顺利的阶段。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形成紧密的同盟关系，美国将台湾纳入到自己的核保护伞中，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台湾的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经济也开始起飞。美台两国在民用核领域的合作非常紧密，台湾在民用核能发展取得了较快进步。核技术上的进步与成熟、人力资源的储备、相关机构的设立为台湾下一步的核武器计划奠定了物质和人力基础。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60年代中期到1972年，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台湾自身的不安全感增强，开始谋求研发核武器，并提出“新竹计划”，试图改变其持续恶化的安全环境、谋求美国核保护伞之外的独立核威慑力量。然而，台湾在核武器发展上面先天的不足，导致核设施、核技术、核材料均需要从外部获得;但其持续衰落的国际地位、尴尬的盟友关系使得对外寻求核合作的努力注定会遭受极大的阻碍，“新竹计划”进展缓慢。美国外交、情报部门注意到了台湾此时寻求外部合作的一些动向，但是由于进一步信息的缺乏，美国很难断定台湾是否确实在发展核武器，加之对于台湾难以获得不具有IAEA安全管制的核材料这一情况的自信，因而很难以正当的理由采取强硬措施阻止台湾的秘密行动。　　第三章主要关于1972年以后，台湾核武器计划的高速发展以及最终被美国扼杀的过程。1972年前后，基辛格、尼克松先后访问中国的行动被蒋介石政府视之为背叛;中美关系缓和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则彻底使得蒋介石政府感到绝望;外交上得不断被孤立则使得台湾的困境雪上加霜。从这一时期开始，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努力转向了获取后处理(Reprocessing)设施、秘密的后处理试验等方向，其活动不断开始暴露在美国情报部门面前。台湾核武器发展大大加速，台湾距离制造出核武器可谓只差一步之遥。而随着所掌握情报越来越充分，美国此时对台湾核武器研发活动的怀疑也越来越深。美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在台核问题上的利益，开始采取越来越强硬的行动，甚至使用隐秘的间谍活动，来阻挠、并最终破坏台湾获取核武器的努力，成功使得台湾弃核。　　结语部分回顾了台湾核武器发展的历程，并剖析了美国对台湾发展核武器的反应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反应方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