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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极大地促进和改变了信息的流通效率和传播方式。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金融科技颠覆了传统的信息传递和更新方式。金融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突变。在这种新的环境下,信息不对称的“老问题”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制度改革、新的技术使得证券市场的变动更加复杂,以往研究的理论和成果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变革。而计算机技术使得交易数据,特别是高频数据的获取更加方便,这为研究带来了可行性。因此,在这一制度变革和技术更新的背景下,研究信息风险与资产价格行为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上市普通股和IPO新股为研究对象,借助高频数据,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意见分歧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以信息影响市场参与者投资决策行为为主线,系统研究了信息风险对资产价格行为的影响。具体讲,从相对微观的投资者决策角度,研究市场投资者学习不确定性、异质性学习行为、长期持有收益、道德风险对信息风险和资产价格行为关系的影响;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信息环境变化,研究影响信息风险的环境因素如询价制度改革、信息披露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信息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释信息风险对资产价格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为政府监管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尤其对注册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本文首先明确并清晰界定狭义信息不对称和广义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简述如下:
首先,放松了理性预期理论中非知情交易者对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存在完全确定性学习的假设,提出以非知情交易者学习程度,刻画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构建新股发行市场背景下的理性预期模型,证明投资者不确定性水平对两者关系产生逆转效应,并进一步发现信息精度对两者关系存在边际递增的效果。在进一步实证检验中,提出以羊群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检验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借助询价制度改革背景,发现询价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而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制度改革前后信息风险与IPO溢价关系的变化。
其次,针对以往研究中对信息劣势投资者学习行为假设存在的单一、被动特点,融合了理性预期理论与意见分歧理论中投资者学习行为特征,内生化了投资者之间意见分歧的来源,构建非知情交易者异质性学习行为模型,证明非知情交易者的异质性学习行为增加了均衡价格的信息含量,降低了知情交易者的期望收益;同时,研究发现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增加了信息风险对期望风险溢价的边际效应。在实证检验中,在控制卖空限制、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后,实证结果支持理论推论。
然后,针对以短期持有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决策的局限,将长期持有收益纳入到投资者决策中。特别是,针对信息披露规则对市场信息环境变化带来的相对长期性和稳定性,考虑长期持有收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通过构建信息披露模型发现信息披露与IPO首日回报率负相关;披露的信息即公共信息降低了二级市场定价对一级市场定价的偏离程度,并进一步对IPO首日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在实证研究中,提出采用PSOS指标衡量投资者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并通过似然比检验验证了该指标在中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
最后,首次研究信息不对称带来错误报价的道德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并识别诱发该道德风险发生的信息获利这一因素。通过构建询价报价模型,阐述了信息获利诱发询价机构错误报价道德风险的内在作用机制,结合市场新股配给规则,证明信息获利使得询价机构存在高报价的倾向。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验证了信息获利促使询价机构存在高报价的倾向,并根据二级市场信息获利水平的不同,分类别、分行业、分阶段地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发现不同询价机构在询价过程中其高报价倾向受二级市场信息获利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这一发现打开了中国市场询价机构不同报价行为差异背后的黑箱。
本文以上市普通股和IPO新股为研究对象,借助高频数据,基于理性预期理论、意见分歧理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以信息影响市场参与者投资决策行为为主线,系统研究了信息风险对资产价格行为的影响。具体讲,从相对微观的投资者决策角度,研究市场投资者学习不确定性、异质性学习行为、长期持有收益、道德风险对信息风险和资产价格行为关系的影响;并在以上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信息环境变化,研究影响信息风险的环境因素如询价制度改革、信息披露等因素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信息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释信息风险对资产价格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为政府监管和投资者决策提供了借鉴和启发,尤其对注册制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参考和依据。本文首先明确并清晰界定狭义信息不对称和广义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内涵,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简述如下:
首先,放松了理性预期理论中非知情交易者对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存在完全确定性学习的假设,提出以非知情交易者学习程度,刻画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构建新股发行市场背景下的理性预期模型,证明投资者不确定性水平对两者关系产生逆转效应,并进一步发现信息精度对两者关系存在边际递增的效果。在进一步实证检验中,提出以羊群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检验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借助询价制度改革背景,发现询价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投资者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而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制度改革前后信息风险与IPO溢价关系的变化。
其次,针对以往研究中对信息劣势投资者学习行为假设存在的单一、被动特点,融合了理性预期理论与意见分歧理论中投资者学习行为特征,内生化了投资者之间意见分歧的来源,构建非知情交易者异质性学习行为模型,证明非知情交易者的异质性学习行为增加了均衡价格的信息含量,降低了知情交易者的期望收益;同时,研究发现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增加了信息风险对期望风险溢价的边际效应。在实证检验中,在控制卖空限制、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后,实证结果支持理论推论。
然后,针对以短期持有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决策的局限,将长期持有收益纳入到投资者决策中。特别是,针对信息披露规则对市场信息环境变化带来的相对长期性和稳定性,考虑长期持有收益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通过构建信息披露模型发现信息披露与IPO首日回报率负相关;披露的信息即公共信息降低了二级市场定价对一级市场定价的偏离程度,并进一步对IPO首日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在实证研究中,提出采用PSOS指标衡量投资者对披露信息的反应程度,并通过似然比检验验证了该指标在中国股票市场的适用性。
最后,首次研究信息不对称带来错误报价的道德风险对资产定价的影响,并识别诱发该道德风险发生的信息获利这一因素。通过构建询价报价模型,阐述了信息获利诱发询价机构错误报价道德风险的内在作用机制,结合市场新股配给规则,证明信息获利使得询价机构存在高报价的倾向。在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中,验证了信息获利促使询价机构存在高报价的倾向,并根据二级市场信息获利水平的不同,分类别、分行业、分阶段地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发现不同询价机构在询价过程中其高报价倾向受二级市场信息获利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这一发现打开了中国市场询价机构不同报价行为差异背后的黑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