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出现了大批的铜器地点。这些地点发现的铜器,呈现出多种风格,包括殷商风格、北方风格、关中风格和本地风格,并且其中许多器物混合了多种风格。这些器物体现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周边的互动与交流,显示本地区的铜器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文明虽然受到了来自殷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并没有纳入商文化的统治范围。资料显示,大约从二里岗上层时期开始,晋陕黄土高原东侧吕梁山脉以西的长治盆地和临汾谷地即已纳入商文化的统治领域。商文化在西北的最远控制边界到达灵石旌介遗址,即太原盆地的南口。但由于吕梁山脉的阻隔和北山山脉的阻隔,晋陕黄土地区虽然受到了中原商文化及关中诸文化的强烈影响,却没有纳入商文化的范围。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受到周边尤其是殷墟商文化的影响,体现在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组成的遗址群所呈现出的不断变动的态势。根据铜器群中的殷商风格器物进行分期,可以将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划分为四期。第一期为盘庚一小乙时期,遗址包括忻州连寺沟、子长柏树台、大宁太德、隰县庞村。第二期为武丁时期,遗址包括石楼贺家坪、石楼后兰家沟、永和下辛角、清涧张家坬、子洲关王岔。第三期为祖庚至康丁时期,遗址有石楼二郎坡、石楼褚家峪、石楼桃花庄、石楼义牒琵琶塬、清涧寨沟、延川土岗村、延长县油矿、延川华家塬、延川用斗、永和榆林、永和可托。第四期为武乙至帝辛时期,遗址有保德林遮峪、绥德墕头、绥德后任家沟、淳化黑豆咀、甘泉下寺湾寺峁子、甘泉下寺湾阎家沟、吉县上东村、柳林高红、清涧解家沟、清涧解家沟寺墕、石楼曹家垣、吴堡郭家沟乡冯家峁、延川刘家源、延川去头村、右玉大川、子长李家塌。在分期的基础上观察每一期遗址聚落形态的变迁,可以发现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形态呈现出了不断变化的态势。第一期,铜器地点零散分布在晋陕黄土高原黄河两岸;第二期,铜器地点数量增长,分布范围较前一阶段扩大,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西;第三期,石楼一侧铜器地点的数量和铜器种类发展至顶峰,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聚落分布较前一阶段位置偏东,已接近吕梁山脉西麓山脚;在第四期,聚落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聚落群的位置较前面几个阶段明显偏西,原本位于黄河以东山西一侧的铜器地点几乎全部消失,聚落群以及聚落中心均移至陕西一侧。晋陕黄土高原聚落形态的变迁与吕梁山脉以东的遗址的移动密切相关。第一期,晋陕黄土高原铜器地点的分布靠近吕梁山脉,显然,在文化发展初期,为了便于与商文化交流,遗址的位置比较靠近商文化。第二期,商文化对吕梁山以东地区的控制力量较前一时期加强,使得此时晋陕黄土高原地区正在发展的铜器文明受到挤压,整体位置分布偏西。第三期,商文化对于吕梁山以东至太岳山以西地区的控制力量减弱,位于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群整体东移,聚落中心偏东,铜器发展也进入繁荣期。第四期,商文化对西北方向的控制又一次进入了强势期,受强势商文化的影响,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体放弃山西一侧,遗址群中心西移,陕西一侧的清涧辛庄遗址成为这一时期遗址群的中心。在各个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铜器地点又可以依据铜器的等级、数量、组合划分为若干个包含多个等级的遗址群。第三期,晋陕黄土高原形成以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和延川华家塬-用斗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呈条带状分布于两中心遗址群之间,第四等级聚落石楼温家沟、南沟、宋家沟、肖家塌、峪底几处低等级遗址环绕二郎坡和桃花庄遗址的聚落形态。第四期,清涧辛庄为晋陕黄土高原中心聚落,在其北部形成了以第二等级绥德墕头为中心,第三等级聚落吴堡冯家峁和绥德后任家沟,第四等级聚落杨家峁、薛家渠、周家沟、黄家坡几处遗址环绕的聚落群;南部形成了清涧解家沟-寺墕为中心,由寨沟和李家崖南北拱卫的聚落群;西北形成了以涧峪岔-李家塌为中心的聚落群。第四期,在整个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以清涧辛庄为中心,形成了面向东南的多等级聚落群。第三期和第四期的遗址在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第三期中心遗址石楼二郎坡、桃花庄在聚落的建构中可能更重视交通因素,第四期的高等级遗址在选址时则可能更注重防卫因素。晋陕黄土高原铜器群聚落形态的变动与卜辞记载的殷墟向西北方向的征伐变动可以大致对应。由于安阳至吕梁山脉之间的遗址铜器数量并不十分丰富,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发现的铜器种类和数量较多,等级较高,晋陕黄土高原地区铜器繁荣程度与东面商文化的推进情况呈反向相关,因此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获得铜器的方式不止战争掠夺,也存在和平获得的可能。甲骨卜辞所见的"册"字卜辞也印证了这一点。石楼二郎坡发现了与安阳、定州北庄子、罗山天湖、济南大辛庄形制基本一致的铜钺,指示了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与商王朝关系最缓和时可能存在直接的封赏任命。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本地受到周边考古学文化影响,糅合外来器物并进行借鉴、改造的结果。由于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缺乏铸造铜器的铜锡矿料,也没有铸造铜器的深厚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铜器文明是在交流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中原风格青铜兵器的使用者等级更高,说明这一地区对于殷商青铜文化持肯定态度。同时,该区域在使用改造器物和北方器物时,也存在着这两种器物多出现于高原腹地等级偏低的遗址的情况,如典型商式钺多与礼器共出,而三銎刀深入腹地。晋陕黄土高原地区在青铜兵器的使用上体现出的浓郁的崇商之风,证明了我们运用铜礼器组合及数量来判断遗址等级是可行的。在崇商的同时,晋陕黄土高原铜簋的型式演变也体现出在晚商晚期,商文化对这一地区影响减弱而先周文化的影响增强。在对引入的铜器进行改造时,基本保持了器物的原型,对于器物的改造仅限于添加銎孔、写实动物圆雕,使用直线纹和乳钉纹。晋陕黄土高原铜器还有一个特点,即盛行空首斧、锛类器物,从这一类器物的功能来看,可以推测晋陕黄土高原地区的林木业比较发达。总而言之,晋陕黄土高原虽然受到了周边文化尤其是商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地区仍然是独立于商文化之外的一个文化区。从铜器来看,晚商时期晋陕黄土高原在其青铜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周边文化的强烈影响,表现为这一时期晋陕黄土高原的聚落社会形态并不稳定,聚落形态的变迁跟随周边文化尤其商文化势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动。晋陕黄土高原处于一个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不断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一个表现出各种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