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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疫病并未因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而消亡,依然如往昔般不约而至,给人们的生命健康及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危害。面对突发的疫病肆虐,广大民众由于应对的乏术,以及认知的偏差,只能也只得听天由命。但对于党和政府而言,建国初期肆虐的疫病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工作,更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工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在党和政府看来,肆虐的疫病附着非同一般的政治隐喻:肆虐的疫病是反动旧政权的隐喻,认为正是旧政权的不作为,才导致了今天疫病的大肆爆发;疫病的大规模爆发是广大老百姓落后的卫生习惯、迷信等的隐喻。因此,1950~1953年,中央卫生部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而此时,重庆地区亦发生了严重的疫灾,特别是疟疾、麻疹、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突发性疫病的肆虐,给重庆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于是,在此方针指示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结合地方实际,在疫病突发时通过采取应急性抢救措施,整合与利用各级组织、资金、人员等政治资源,有效地控制了突发性疫病的蔓延;突发性疫病过后又通过开展日常性预防工作,将疫病防治与重庆地区的社会改造,尤其是移风易俗结合起来,发挥多方面的合力作用,把防疫与治愚相结合,化危机为机会,成功的遏制了疫病的肆虐,不仅减少了人口的大量死亡,而且为新生人民政权在重庆的巩固奠定下良好的民意基础。本文在逻辑结构上主要由导言、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构成。导言部分:简述了选题的缘由及研究意义,回顾了学术界的研究概况,同时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部分:突发性疫病的流行概况。本部分从突发性疫病交相并发、发病频率高与强度大、疫情全年普发性与季节爆发性并存、流行范围广与区域分布不平衡等四个方面,对突发性疫病流行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危害进行了探究。第二部分:突发性疫病的应急性举措。本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和难点。这一部分从及时的组织与宣传动员、专业防疫人员的及时抽调与资金的紧急调配、疫病抢救与疫情调查并行展开、交通检疫与隔离等方面,论述了突发性疫病发生时采取的具体应急措施。第三部分:突发性疫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与整改。本部分是文章的难点。该部分从防疫经费的匮乏、卫生防疫人员的缺乏、事务主义的存在、黑恶势力的破坏和造谣等方面,论述了疫病在应急性应对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过边治边改与事后整改相结合的方法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四部分:突发性疫病应对后的预防。本部分是文章的重点。这一部分从日常防疫的角度出发,通过防疫组织机构的建立、防疫宣传工作的开展、现代防疫措施的实施、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的推动、公共卫生建设与推进等方面论述了突发性疫病应对过后采取的预防举措。第五部分:突发性疫病防治的成效。本部分阐述了疫病防治本身带来的具体效果和由疫病防治带来的间接成效。结语部分:阐述了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及主要观点,以及对当下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