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課題以“東亞區域史”的理論視域,代替國別史的傳統範式,並依據室町時代五山禪僧的文化心理機制,特別選取“錯位”而非平行的視角,看待這一獨特而富於學理的“東亞歷史空間”。本文主要圍繞11至15世紀的五百年間,中日詩禪交涉的三組相關問题展開。第一,北宋前期號稱“雲門中興”的雪寳重顯(980-1052)禪師,高度重視“語錄”這一新興體裁,其《雪竇錄》創造性地以“頌古”的方式演說禪理,在“送僧主題”的作品中將佛教的“如來藏思想”與詩歌的“明月意象”高度結合,將北宋禪宗大力引向了文學化的發展一途。北宋後期的圓悟克勤(1063-1135)及其《碧岩錄》,以及室町時代(1336-1573)前期的五山僧岐陽方秀(1361-1424)及其《碧岩錄不二鈔》,皆為東亞禪宗内部對於上述“雪寳宗風”的延續。第二,北宋中期以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為代表的詩學經典,經由宋代註家之手傳遞至室町時代的五山註家,在東亞範圍内構成以“蘇黃註釋傳統”為核心的文化整體。“蘇詩宋註”按體例當分為“編年集註”與“分類集註”,後者發展的頂點即南宋中期的《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百家”之主體分由蜀地、江西與浙籍註家構成,以之可見兩宋間蘇詩闡釋自西向東遷移的歷史圖景。“蘇詩五山註”是“分類集註”傳統在日本的延續,其較早者以傳承元、明學者未見之宋註為主。作為“黃詩宋註”的任淵(生卒年不詳)《山谷詩集註》,其宋版及宋註原貌亦為明、清學者所未見,卻由室町時代五山版及“黃詩五山註”所繼承,其五山覆宋版由晚清學者自日本攜歸、翻刻後,始復為世人所寳。五山僧萬里集九的(1428-1507)《天下白》、《帳中香》為“宋詩五山註”之集大成者,固因其後出轉精,要亦在其所持之“以禪解詩”的根本立場。第三,室町時代中期的五山僧萬里集九,不但以半生精力註、講蘇黃,亦且自視為一純正“詩人”而非“歌人”,作有達一千七百餘篇規模的漢詩文集《梅花無盡藏》。宋詩註家與漢詩作家的雙重身份之間,固有深刻的契合,亦有其疏離之處,其一生的漢詩學經驗,皆為室町時代的文化風氣使然。開啟日本戰國時代(1493-1590)的“應仁之亂”(1467-1477),雖使京都的五山僧潰散四方,卻沒有中斷萬里集九身邊的宋詩註釋群,繼續其由來已久的“詩會”風尚。兩篇附錄,亦為配合正文主旨而作。其一為書評,以《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憑藉對於“和刻本”力量的充分掘發,繼承並超越了晚清楊守敬以來的“中國古逸編纂傳統”。其二則選譯了介紹京都大學所藏《大乘起信論》幾種珍貴古本的日文論文,以該論為“如來藏思想”之核心經典,並見此思想體系在東亞流傳之一斑。所有課題選用材料,皆以上述問題為軸心,力圖綜合利用“東亞漢籍”之“中心與邊緣”,即“傳統漢籍”與“域外漢籍三個層次”的所有相關文獻,無所偏廢。其研究方法,則始終貫徹一種以文獻學為基礎、以文學思想史為旨歸的“綜合研究”的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