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本身是一项重要的财富,也是关乎个人福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经济学家Grossman于1972年建立了健康需求的人力资本模型,为考察人们的健康投资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认为,消费者出于消费和投资的考虑对健康进行投资,健康投资的直接收益是健康时间的增加,表现为由此带来的效用增加和由于可用于工作的时间增加所带来的货币收益。健康投资通过家庭生产的方式进行,消费者投入自己的时间以及医疗服务、饮食等市场产品从而生产出健康这种产品。健康的家庭生产函数会受到性别、职业等环境变量的影响,Grossman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环境变量是消费者的教育水平,它决定了消费者健康生产的效率。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资本两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对方的水平、成本以及收益,并且也影响着相互的生产。教育已经被证明有着多重的货币收益和非货币收益,健康需求理论认为教育也对健康生产有着正面的影响,即认为存在着教育的健康收益。这种论断来源于实证研究中教育和健康之间表现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对于这种正相关关系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更高的教育水平导致更高的健康水平,这种观点来源于教育在市场部门中对效率的影响,认为教育在健康的生产过程中也会对其生产效率产生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了更好的健康水平导致更多的教育投资；第三种观点认为教育和健康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表现出正的相关关系是因为两者同时与第三方因素正相关,从而表现出一种正的相关关系。其中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对于当前的医疗改革有着完全不同的政策含义,也是最难从实证分析上进行辨别的两种观点。如果我们能够证实存在着教育的健康收益,则无疑对我国的医疗改革以及如何促进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因为,如果更高的教育水平会导致更高的健康水平,则意味着我们在医疗领域之外,还可以通过提供与教育有关的公共政策从而提高教育投资以实现保障和提高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目标。但是,如果教育和健康之间没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则在教育领域进行的政策干预将无助于我国居民健康事业的发展。本文研究的目的即是研究我国的教育是否存在健康收益,确定教育在我国居民健康生产中的作用。本文试图回答：(1)决定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有哪一些,在这其中,教育是否真的在健康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如何。(2)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教育和居民健康之间确实存在正的相关关系,那么这种正相关关系的来源是什么。这种正的相关关系既可以解释为教育对健康有着正面的影响,也可以解释为健康对教育有着正面的影响,还可以解释为第三方变量的作用。(3)如果能够证明教育影响着人们的健康,那么就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这种影响的量化,二是这种影响的具体形式如何,即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是线性的、凹的还是凸的?(4)如果教育存在可观的健康收益,那么教育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5)上述问题有什么政策含义,如果教育对健康有着正面的影响,那么公共政策以及社会资源是否应该重新配置,以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缩小居民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鉴于本文所试图研究的问题,文章的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介绍本文所试图研究的问题、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介绍健康需求模型的理论基础,并对健康需求模型进行正式的表述,为本文后面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讨论有关教育的健康收益的争论,并且对与教育的健康收益有关的经验研究进行回顾。第3章分析我国居民的健康现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分布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事实基础。第4章对教育的健康收益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我们试图证明我国居民健康与教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首先,我们在不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对Grossman模型进行直接应用,利用CHNS微观数据对我国居民的健康需求进行分析,获得教育以及其他变量对居民健康的边际效应。其次,我们利用健康数据的滞后变量作为代理变量,初步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后,我们利用自我选择模型,将教育变量看做内生变量,以解决直接将教育看做外生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以及估计结果的偏误。第5章是教育健康收益分析的直接扩展,将分析的视角由微观扩展到宏观层面,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教育对我国各省市居民健康的影响,并且利用随机边界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健康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分析,计算出各省市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健康生产上的效率指数。第6章将教育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应用于公共政策分析。第7章列示本文的主要结论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通过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自评健康数据的分析,我国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健康不平等的程度也趋向严重。我们通过对自评健康数据的统计分布分析和基于中位数的健康不平等衡量指标,通过CHNS2000和2006两个年度之间的比较,发现在可以比较的两个不同时点的地域单位之间,2006年的居民健康水平都低于2000年的居民健康水平,并且在可以比较的地域之间2006年的健康差异水平都要高于2000年。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健康状况自2000年以来发生了恶化,不仅仅健康水平发生了下降,而且健康差异或者健康不平等的程度也增加了。基于同样的数据,我们计算了健康集中指数,结果表明我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和与教育相关的健康不平等。(2)通过对居民个人健康需求的分析,我们发现与其他要素相比,教育在居民的健康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教育存在着健康收益。在控制了年龄、个人和家庭收入、医疗相关变量以及其他个人特征变量以后,我们发现教育对健康的影响是正且显著的。教育对健康的影响不仅仅是统计上显著的,而且其取值大小仅次于年龄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高于收入和医疗保险。但是,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可能会存在着非线性的形状,即额外一年教育对健康的影响程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可能存在着一个先升后降的曲线,初中以上的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递减的。在利用代理变量法和自我选择模型处理了教育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基本不变。(3)本文以死亡率作为居民总体健康水平的衡量指标,以人均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的衡量指标,通过对教育健康收益宏观数据的考察,证实了教育在降低死亡率中的作用。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变量中,教育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最大,超过了收入以及人均医生数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人均教育年限上升1%,则死亡率将会下降百分之三点多,其中人均教育年限以年为单位,死亡率以千分之一为单位。(4)对于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我们认为教育在我国的医疗改革以及更为综合性的健康促进制度中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应该通过同时优化部门间的资源配置和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地保障和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同时,教育的健康收益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教育来消除健康不平等问题和减轻政府卫生费用的财政支出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