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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化。少数民族典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战略观下,民族典籍的对外翻译是一项紧迫且重要的工作。《盘王大歌》是瑶族最瑰丽的史诗,在我国南部湘、桂、粤等省以及东南亚、欧美国家的瑶族地区都有传唱,它是瑶族的“国际歌”,是一种兼具音乐和舞蹈的综合型艺术体,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明显的民间传承性。《盘王大歌》作为瑶族的创世史诗和“百科全书”,已被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国内对《盘王大歌》的研究在史料梳理、文化渊源的追溯、传播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国外的研究也有涉及,但非常有限,基本限于语言文字层面,而且有些解读失真,容易造成对中华文化的误解;其次,国外的瑶族后裔,很多不会瑶语,中文的《盘王大歌》满足不了广大国外瑶族同胞唱诵的需要,迫切需要适合他们传诵的文本;再者,瑶族没有文字,《盘王大歌》作为口传文化有其“失忆”的过程。《盘王大歌》作为国内外广大瑶族同胞及瑶族文化爱好者的纽带,迫切需要在甄别原汉译文权威版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英译与研究。《盘王大歌》的翻译与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该课题面临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研究与翻译的关系,《盘王大歌》本身的性质,译作的文化定位,其思想文化的移译等。本文在对《盘王大歌》进行文化渊源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英译探究,探寻民族典籍尤其是南方民族史诗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就南方民族口头文学的翻译作出一定的理论阐释和推导。同时,该研究立足于对民族典籍英译的进一步探索,进而推进到译配、译作的多业态传播等相关问题。瑶族文化研究与文化传播是《盘王大歌》的翻译动因,促使了《盘王大歌》的翻译与研究活动。《盘王大歌》的研究是对瑶族文化上的追溯与考查,是《盘王大歌》翻译的基础,也是为其服务的,可以说,翻译与研究是同步交叉进行的。依据以上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重点,本文首先对《盘王大歌》进行原作(权威汉译文本)考察,就《盘王大歌》的形成渊源、内容梗概、文本形态、结构特点、时代背景、思想内涵、传承方式、说唱艺人等展开研究。运用当前史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口头“程式”理论,对《盘王大歌》的程式化结构以及说唱艺人的记忆与心理特征进行了阐述。借鉴田野调查的成果,对史诗的版本流传作了较为清晰的划分,对歌谣的吟唱方式进行了分析,为进入史诗的翻译与研究做好理学基础。其次,对《盘王大歌》进行文化定位和文体分析。《盘王大歌》所反映的瑶族文化是我国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岭南文化为主导,中原文化为底蕴,还吸收了如汉族、壮族等民族的多元文化,民族认同、民族团结、民族和谐发展是历史的主旋律。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变迁通过《盘王大歌》中的神话传说得到诠释。因此,《盘王大歌》既有其文化真实的一面,又有其文学性的一面。《盘王大歌》的基本形式为七言古诗体,其独特的艺术特色,情重于教、借喻含蓄、古雅纯朴。虽是凝练的诗章,但口语特色却十分鲜明。其独特的比兴手法,丰富了歌谣的表现方式。这两部分的研究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盘王大歌》进行阐释,为译作文本的具体文化现象和文化因素的解释,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传统文化是哲学思想、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体现。《盘王大歌》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与作品本身及传播过程中所反映的“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观念是其主要的特色,也是国内外瑶族同胞至今仍将《盘王大歌》看成他们的文化根基的主要原因。文章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盘王大歌》进行探析,为从文化的历史维度、宏观维度对《盘王大歌》进行英译提供了依据,也为《盘王大歌》中瑶族核心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的多维翻译提供了基础。《盘王大歌》的文化属性及功能分析构成其英译与研究的基础。《盘王大歌》的基本形式为七言古诗体,根据学界对七言诗是中国西南各地民谣中最普遍的形态的推论,加上其口传、集体创作、富于音乐性的特征,以及与英语民谣在叙事方式、韵律等方面的相似性,将其认定为民谣体的史诗(ballad),不同于古老的英雄史诗(epic)。文章最后就南方民族史诗的翻译进行了总的分析。回归原典的翻译定位,英语民谣传统的介入翻译以及翻译过程中译文的通俗经典化调适,原作语言艺术特色的再现,原作文化的遮蔽与显现是其主要特点。《盘王大歌》英译是为国外的瑶族同胞和瑶族文化爱好者提供一份文献,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和联系纽带,因此,文化上的异化翻译和语言层面上的归化翻译就成了最佳选择。当然,每个层面的归化和异化的使用既有大致的主次之分,又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情况灵活处理。本文一方面借鉴我国南方史诗、口头程式、口头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等史诗研究的新理论、新视角对《盘王大歌》进行现代解读和阐释,另一方面站在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角度,推导出“归化异化的动态平衡”、“文化模因再现——层级递进翻译”等翻译理论思考,为民族典籍尤其是我国南方史诗英译的策略选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