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价作为实践中频繁使用的一种违约救济方式,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显得较为单薄,为此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减价金额计算方式作了进一步规范。然而针对减价问题,不论是理论解释还是司法实践都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为基础,参考域外立法,针对理论争议及实践问题尝试以解释论的角度重新梳理我国减价制度的适用规范。本文的整体思路是,通过梳理我国学者对减价制度的理论争议以及减价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厘清减价权权利性质以及减价责任构成要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减价计算方式。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在简要介绍我国减价制度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减价制度中的一些争议问题以及通过案例整理发现的司法实践问题。这些争议及问题大体可以划分为权利性质、构成要件、计算方式三部分,本文也将以此结构进行阐述。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国内学者对我国减价权性质定位的一些不足之处,形成权并不能与我国债法体系相适应;如将减价定位成形成权,则此种形成权在我国法上缺乏应有的限制;此外减价责任以减价金额为中心的特点也决定了将减价权定位成请求权更具合理性。第三章主要对减价责任的部分构成要件进行分析,减价责任中的瑕疵范围应包括权利瑕疵在内的诸多“不合约”情形;从现行法出发无法解释出德国法上的再履行优先制度,在此种法律语境下坚持现有的“合理选择”规则即可;但同时应严格限制法院在行使“合理选择”审查职权中对减价责任的主动适用。第四章则主要探讨了我国减价计算方式的不足,现行司法解释的计算方法未能体现乃至弱化了减价的制度价值,进一步造成了其与损害赔偿间的混淆;在减价作为一种普通救济方式适用于多类合同的法律体系下,适用统一的计算方式缺乏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而大面积的由法院自由裁量酌定某一价款也难言公正;面对此种两难局面,有必要区分不同情形下的具体计算方式,尽可能减少法院酌定减价的情形;而区分标准为发现瑕疵标的物价值的难易程度,期望通过此种区分将法院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减价的制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