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是指拥有较强的实力、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仅次于大国又完全超越小国作用的国家范畴。然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忽略中等强国的重要性,尤其在地区层面,而宁愿专注于大国在全球层面的博弈。中等国家理论旨在克服这一缺陷,辨认出一套关于这一国家范畴的特征,以权力、身份和行为三个标准的框架来定义一国为中等强国,指出其对大国提供的挑战与机遇,以及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重要平衡角色。但中等国家理论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军事联盟这一考量。当中等强国在安全上倒向大国时,其就自然而然地牺牲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能力,并难免以联盟中主导伙伴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局势,甚至侵蚀了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可界定为给同盟关系及战略依赖政策优先考虑的"传统"中等强国,澳大利亚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中等强国安全利益的研究案例。澳大利亚是一个诞生于战略依赖的国家,澳若干军事联盟的长期历史形成了其战略观念。在安全上依赖于"伟大而强有力的朋友"长期以来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之基石,根深蒂固于国民心理、政策制定者和精英的政治认同之中。然而,即使战略依赖以往是适当的、乃至必要的,外部安全环境发生的很大的变动挑战了战略依赖的逻辑。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发展成日益强大、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地区层面的结构,乃至全球层面的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中国明显选择成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支撑力量,美国却将这一权力转移看作对自己地区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挑战,引起美国采用"亚太再平衡"战略作为回应。中美之间日益紧张关系和摩擦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争议,使得一些领导、战略家、分析家、学者和民众开始质疑战略依赖政策的逻辑。澳大利亚战略依赖政策早就从英国转移到美国,但其主要经贸伙伴既不是盟国,又不是盟国之盟国,也没有与澳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观,这在澳大利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利用工党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改革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似乎无法满足的需求,澳中贸易在霍华德领导下开始猛烈地加速。在"9 · 11"事件之后,霍华德历史上首次并单独援引《澳新美安全条约》。与此同时,为符合美国对外政策,霍华德扩张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改变其战略姿态。这引发了一种因果关系凸显在澳大利亚的二元对外政策间,并在后来的21世纪的历任澳大利亚政府的处理下继续恶化:当一个中等强国对其主要经济伙伴有危险感知时,经济依赖与战略担忧有着反比关系并导致抗衡的准备,即促使澳大利亚在安全上进一步倒向美国。澳大利亚力图平衡其两个双边关系,平衡经济繁荣与安全利益。然而,不少学者认为这不稳定的平衡战略是无法持续下去的。也许最危险的是,这二元的对外政策在堪培拉的国家安全战略上造成了悖论,由于在安全上进一步倒向美国,澳大利亚面对来自外部安全环境的严重威胁的可能性就更大。澳大利亚军事联盟历史引起的路径依赖特征、美澳军事联合基地、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两国国家利益的分歧都使得这一困境更糟糕。最终,美国"例外主义"的演变降低其作为盟友的价值,导致"单边主义"特征出现在其对外政策上,侵蚀了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提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而强烈地让美国变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