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匪乱，而这个时期的匪乱又不同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匪乱。这个时期的匪乱多政治性浓厚，各地的土匪不仅仅是劫财害命，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经济建设，而且还攻击地方党政军部门，直接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其中，以西南地区的匪乱形势最为复杂和严峻，影响力和破坏力最大。因此，剿灭匪乱成为各地稳定社会形势，进行经济建设的前提，同时也是反封建落后势力的，继续推进并完成民主革命的必然需要。在传统的学术观点来看，建国初期全国各地不论什么地方爆发的匪乱，其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潜伏匪特。这确实是西南匪乱蜂起的重要因素，但这样的解释对于西南地区的匪乱来说未免有些简单化一。西南地区特殊的历史，人文情况和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了西南匪乱诸多的特殊性。因此在平定西南匪乱时，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策略也要有相应的特殊性。其次，西南地区党组织的力量较弱，建立时间较晚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力量发挥。再有，西南地区长久以来就存在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政治势力。他们历来就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生态圈，在这些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政治势力看来，只有“民族”，“家族”“宗族”概念，而无国家或主义概念，更不了解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而对党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有一定的排斥性。这也为匪乱的滋生和扩散提供了温床，增大了党和人民政府以及解放军剿匪的难度。这些特殊性都使得剿匪初期我党和人民军队遇到不少难题。走弯路在所难免。因此，要想彻底的扫除西南匪患，就要求我们党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必须充分的认识特殊性。在西南地区军民结合，积极发动人民群众的情况下匪乱被最终消灭。被历代中央政府所头疼的匪乱“顽症”被党和人民军队最终拔除。但剿匪初期，党和当地新建立的人民政府由于对西南地区匪乱的特殊性缺乏充分的认识，使得在剿匪过程中遇到“走弯路”和策略失误时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价。在逐渐认识到西南剿匪中存在的问题后，党和人民政府在以往剿匪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剿匪中的相应政策策略也提出了调整，最终完成了西南剿匪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接下来的社会改造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