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产业结构变迁为切入点,以义乌区域发展中的分化与整合因素为主题,展现与阐述义乌小商品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商业阶段的经济形态、社会基础、政府制度供给关系等内容,由此深入分析了义乌区域发展成功的关键:文化上义乌特有的经商主体行动的实践习性与制度供给上义乌地方政府的经验根植,这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展现了义乌作为一个不具备多少先天优势的浙江中部县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大堂”的。　　 义乌的小商品业是以鸡毛换糖的行商为文化传统,虽然早期的鸡毛换糖行动目的是以商补农、以满足生存之需,但这种商业传统为义乌农民从事工商业奠定了具有文化特色的人力资本属性,同时,还具有积累经济资本和拓展社会资本的功能,尤其是这种商业传统没有真正断绝,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合法化”的情况下,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农民从事工商业的张力得到极大反弹,在卖方市场和改革的大背景下,义乌从商者的量之扩张极为迅速。于是,以农民为主体、农民从事工商业比例之高是义乌模式起步的重要特征,谓之“农民经济”。义乌从事工商业的行动主体一方面是人量的农民持续跟进,并随着经营能力、经营效益彼此之间实现高低、好坏的分化,另一方面是集体经济效益下滑并且出现较多的转型、解体或倒闭,彰显了农民经济在市场变迁中的活力与冲击力。　　 农民经济由于其起家特征和义乌小商品在技术、交易等方面的特点,义乌工商企业和个体经营单位以“小”和“多”所形成的集群效应见长,规模以上企业的产值占本地工业产值的比例在2001之前都一直低于20％。这说明义乌长期的市场发展过程中“小”企业具有充分的市场活力,规模以上与规模以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利润率)、社会效益(平均拉动就业能力)的对比证明“船小好调头”是义乌市场变迁过程中小商品业之“小”的关键特性。但义乌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占全市产值比例从2001年的14％到2007年的50.5％只用5年时间,而规模以上企业的个数所占全市企业个数的比例则从2002年的4.55％下降到2007的1.63％,这充分表明规模以上企业的扩张、兼并速度之快,同时,也表明义乌模式“小”和“多”并存的集群特点近年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义乌工商业从业人数众多在劳动力结构上表现为“非农化”,即农民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商业的非农业当中,非农化转移程度与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这一点不但在义乌东、北部与西、南部不同乡镇的总体非农化水平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不同村庄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年报数据的统计中体现出来。所以,非农化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变量。同时,以村庄为单位的统计分析发现,村庄集体经济强度与村庄发展水平呈现负相关,即村庄中集体经济冈素越强,则村庄发展水平越低;村庄中集体经济因素越弱化的村庄发展水平越高,这表明集体主义在义乌经验的表达中对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个制约而非促进因素。　　 就文化的视角来讲,义乌经商主体在鸡毛换糖的操作实践中形成了注重小利、不求暴利、薄利多销的行动模式,这种行动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其行动对象不局限于经济学研究中“单笔交易”的顾客,而是指向“复数他人”,也就是说市场交换的对象所指向的是同一个人多次交易和多个顾客的一连串交易为目标。这种薄利多销的行动逻辑形成了一种贯穿义乌商业变迁的“行动惯习”。这种通过实践历炼形成的“行动惯习”和“实践感”,让义乌经商者有意识、有能力去把握那些他们可能遇到的机遇,并获得越米越的客户,逐步扩大经营规模,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利益重复和长期发展。　　 就制度供给的视角来讲,义乌经验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功能也是重要一极。义乌地方政府在本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上能够基于本地实践经验,并从1982年以来一直坚持以小商品业为主导的“兴商”战略,从不动摇,使义乌从流动性商业为主转到专业批发市场为主再到工商并举,实现可持续发展,本研究谓之“经验根植”。经验根植思维能够使地方政府既不成为跟风的“墙头草”主义,也不成为“逼民致富”的强制主义,而是根据民间力量、实践条件与社会发展程度渐进发展、逐步提升,政府决策与发展战略取决于民众经验基础是否具备、是否成熟。同时,经验根植模式又强调“经验”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元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体系,强调在“根”的营养充足供给前提下健康生长,是民间基础与政府指导的良性互动模式。　　 我国其他地方政府学习与借鉴义乌“经验根植”模式至关重要,在社会分工日益进化和发达的历史进程中,每个区域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践条件、历史特点、群众基础选择特色的发展道路。应该避免“一届党委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战略”、跟着地方领导个人感觉走的发展方式,那只能导致区域发展方向不清、重点不明、政策紊乱的“瞎折腾”现象。　　 当然,义乌模式的起飞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当中实现的,而改革前义乌与全国一样经历土改到人民公社再到文革,这说明义乌地方政府与区域发展的分析框架离不开中央政府代表的国家意志,也就是必须谈“国家与社会”;但改革后面临相同的中央政府及其国家意志,不同区域发展的差异之解释又必须寻找国家与社会力量之外的因素。本研究通过分析义乌小商品业变迁过程认为,地方政府是区域发展中与中央政府代表的国家意志、民间社会力量并列的影响因素,由此区域发展的分析模式应当是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意志、地方政府、民间文化三元关系而非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