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指南针,各种政策的最终落实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执行在基层的地位举足轻重。长江作为中国境内第一长河,其流域内的生态系统独特而复杂。随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破坏,长江流域内水生生物资源骤减给长江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引起政府、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关注,长江禁捕工作迫在眉睫,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制定保护长江生态系统的政策。长江流域环境治理逐渐成为一项备受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围绕着长江禁捕工作,我国政府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这些政策文件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加强对长江禁捕政策的政策过程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而政策文件出台后需要得到有效执行,县域政府活跃在政策执行第一线。四川省富顺县位于长江上游支流沱江流域,沱江则属于长江上游重点保护水域,是长江退捕禁捕的一线阵地,也是检验长江禁捕政策县域政府执行的绝佳的案例支撑。本文运用史密斯的政策模型,以四川省富顺县为例,从政策框架、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政策环境四个方面来分析长江沿岸县级政府执行长江退捕政策的困境。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调研等方法,对于富顺县渔业政策执行的理想化政策梗阻、政策执行机构缺陷、目标群体政策认同感迷失、政策环境消极等四重困境进行了深度分析。基于以上背景和理论支撑,本文提出以下观点:长江禁捕政策的大框架已经日渐成熟,专门的法律和各项政策规定已覆盖到长江环境保护和退捕渔民的各个领域的需求,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完美的政策体系是不存在的,现有的长江水域禁捕政策体系中仍然存在许多突出的问题,包括政策内容不完善,对于退捕渔民的安置不科学以及政策滞后等问题;政策执行方面,长江各个流域都层层建立了长江禁捕工作专班和工作小组,小组内覆盖了各个领域管理部门的骨干人员,以求在禁捕政策执行中形成一个整体,减少政策纰漏,但目前工作专班和小组中人员复杂,业务能力参差不齐的问题长期影响着政策执行成效;退捕渔民作为目标群体,通过政策得到了退捕后补偿以及政府的安置助力,但是退捕渔民群体整体素质与学习能力较低,只顾及眼前利益,无法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作长远打算,转产转业的内生驱动力和外界支持力不足,导致退捕渔民对政策产生不满;政策环境方面,在富顺县,长江禁捕退捕的各项政策规定已基本上落实,侧面反映出政策环境良好,但是长江禁捕是一项长期工作,在退捕渔民转换身份之后是否能使政策持续落实到渔民头上则更需要依靠优秀的政策环境加持。长江大保护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公共政策制定部门要时刻保持对时势变化的专注,保证后续政策制定不会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已落实的政策也需要随着目标群体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的变化而改进;政策执行机构首要工作就是提升人员素质和执行能力,其次是完善政策执行机构的建设,强化执行机构的内外监督机制的建设,全方位提升执行机构组织的政策执行水平;对于目标群,要通过开设教育课程、宣传,新媒体等渠道,提高目标群体的素质和转产转业能力,同时加强信息公开程度和政策透明度,引导目标群体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在对以上三个维度进行优化后,政策环境也将随之进一步优化,不论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都需要人去改变,政府部门合理制定政策、政策执行机构公平执行政策和目标群体积极参与政策都会是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的良剂,三方共同创造出积极的政策环境是解决政策执行困境和偏差问题的最后底线。在全面实施长江退捕政策过程中,如何破解政策执行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策的制定改进、执行机构的执行能力提升、目标群体的认可度以及政策执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方面提升长江沿岸县级政府政策执行力,以此推进新时代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