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戏剧是世界剧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民族特性表现出不俗的戏剧样态,此种民族特性即为“爱尔兰性”。爱尔兰人对于民族身份认知的表达诉求源自漫长的殖民地历史。1949年南部共和国成立以前,爱尔兰历经几个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其间,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基本丧失。19世纪末,爱尔兰民众的民族意识渐次觉醒,爱尔兰戏剧运动将“爱尔兰性”加以概念化塑造,戏剧承担起传扬民族精神的责任。由于民族独立后爱尔兰并未摆脱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爱尔兰性”的阐释始终为戏剧研究者所钟情。爱尔兰社会动荡的时局至20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平稳化发展,这与重要的社会转向节点是相生的,八九十年代爱尔兰的戏剧发展形成了不同于前的风格化表达,对于民族身份亦有不同视角的解读。在八十年代,爱尔兰戏剧与社会问题紧密结合,迎来了戏剧运动后的又一次繁荣。政局的缓和促进了思想开化,八十年代的爱尔兰戏剧具备鲜明的反思意识,女性作家群体亦开始跻身剧坛。接踵而至的九十年代,爱尔兰戏剧由反思走向颠覆,女性力量在剧坛崛起。伴随着全球化冲击,爱尔兰剧作家表现出对于民族身份的多重考量。总体上,这两个阶段的“爱尔兰性”蕴含关联性和流变性。二者皆具备严肃的思想性和多元的风格尝试,而其共性之中蕴含的差异性致使“爱尔兰性”发生了由严肃和内敛走向解构和迷狂的内在流变。值得注意的是,不但戏剧的思想性得以深化,艺术性在此过程中也得到磨砺与提升。尤其九十年代的爱尔兰戏剧,在戏剧风格和戏剧结构上做出创新性尝试,以后现代范式的颠覆精神创造出新世纪前的戏剧狂欢。因此可以说,八九十年代“爱尔兰性”的流变过程承载着和平时代的爱尔兰人对于民族身份的认知和反思,投射到戏剧上则成就了此阶段戏剧生态的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