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坊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统称，小微企业在推动创新创业、提供就业岗位、推进城镇化建设、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微企业发展与创新创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年来，党中央先后召开多次重大会议，围绕创业创新工作进行研究探讨，通过推进实施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延续并完善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简政放权、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拓宽投融资渠道、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撑平台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稳步推进创业创新，小微企业发展日渐蓬勃。但小微企业已获得的金融支持与其发展需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即存在广泛的流动性约束，限制了小微企业的发展。　　本文紧扣这一中国新经济的热点问题，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的截面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流动性约束是否会阻碍中国家庭创业行为？二是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家庭创业的企业成长有何影响？　　首先，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流动性约束和创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梳理后发现，学者们对于流动性约束和创业的独立性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针对创业，本文主要从创业理论、创业概念界定、创业经典模型和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等四个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针对流动性约束，本文主要从流动性约束的概念界定、产生原因、福利效应等方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关于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的研究，学者们多是通过实证分析，对一国或地区的状况进行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提出，流动性约束与创业呈负相关关系。有的学者却发现，流动性约束与创业的负相关关系仅存在于高收入家庭，大多数美国家庭创业并不受制于财富。国内学者关于流动性约束对创业影响的探讨，多从农户角度进行，选取单个或若干省份的农村金融数据，均发现中国农户受到了严重的流动性约束。纵观现有的研究，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流动性约束对创业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二，在流动性约束的衡量上面临着变量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学者们通过不同的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合理性设法寻求不同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其中的内生性问题。其三，国内学者多研究某个或若干个省份的情况，没有对全国范围的情况进行实证分析。而且，国内学者的研究对象均为个人，忽略了家庭特征的影响因素。　　其次，本文探讨了流动性约束对创业影响的传导机制，即提出了实证分析的理论模型。假设家庭的初始财富水平为c，则为了满足创业的初始投入资本量k，创业者需要进行的融资量为k-c。若创业门槛资金无法从信贷市场上取得，则潜在创业者只能通过就业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无法进行创业活动，则定义为第一类创业流动性约束。若虽可获得创业门槛资金，即小微企业虽得以创办，但仍无法完全通过信贷市场借贷足额资金以满足小微企业发展需求，即对小微企业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则定义为第二类创业流动性约束。　　再次，本文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家庭创业的影响。将创业界定为“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小手工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而家庭所受流动性约束如果用家庭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所受的流动性约束来衡量，则存在较为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为了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家庭在住房、汽车、信用卡贷款中所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来衡量家庭所受的流动性约束。为了消除家庭的住房、汽车、信用卡等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家庭对住房、汽车、信用卡的拥有情况。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了中国家庭创业的概率。具体来说，家庭若在住房、汽车、信用卡或其中任意一个方面受到流动性约束，则家庭创业概率均会显著下降，降幅分别为2％、5％、20％、3％左右。此外，户主年龄越大、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户主风险厌恶程度越高、家庭规模越小、地处西部地区，越阻碍家庭创业。　　进一步，本文运用OLS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家庭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对于家庭创业成长，本文选取营业收入和盈利状况这两项指标来衡量。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与企业成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来说，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创业企业的营业收入会大幅下降，降幅为50％左右。而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创业企业的盈利概率也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降幅为6％-7％。此外，还发现，中国家庭创业企业多以小微企业为主。　　接着，本文从实证研究结果出发，探讨由此带来的启示。在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减轻家庭所受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推动家庭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稳就业、惠民生、助发展，形成发展经济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一是要根据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特征构建多层次的信贷融资体系。针对正规金融融资，可通过完善个人征信系统及构建小微企业信用体系等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建立小微企业和中小银行间稳固的银企关系。针对非正规金融融资，可通过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等渠道来解决。二是完善并落地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尽可能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最后，阐释了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一是未研究非正规金融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二是未找寻到合适的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笔者曾选用“距离市中心的远近”或者“距离市中心的时间”来做工具变量，但实证结果并不理想。三是缺乏对创业行为的动态关注。本文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截面数据，只是对我国家庭创业的静态研究，缺乏动态关注。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从中国家庭金融视角进行研究，能够加深对中国家庭金融这一新领域的认识，有利于家庭金融范畴和框架的建立。现实中，从微观层面上讲，认清了创业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家庭或个人可以采取积极措施来减少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限制，以顺利进行创业;从宏观层面上讲，掌握了流动性约束是限制创业的重要因素，国务院等政府机构可以据此更有针对性地出台小微新政，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以解决民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第一，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的微观数据，来研究流动性约束对中国家庭创业选择和成长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1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外）发起的中国家庭金融入户调研项目，科学的抽样设计和入户访谈形式保证了数据的代表性和高质量。而目前国内关于流动性约束与创业的实证文献采用的数据仅局限于个别或若干个省份的农村金融数据，在空间上具有局限性，研究结论并不一定有说服力。第二，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家庭为单位，并且充分控制了家庭的人口学特征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而国内研究多以个人为研究对象，忽略了个人所处的家庭特征，容易导致实证结果的片面性。第三，本文关于流动性约束对创业的影响的研究思路有一定的创新，不仅是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更是对创业成长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而国内学者多只研究对流动性约束对创业选择的影响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