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诗的产生,诗坛的新与旧成为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对新时期的旧诗人及其诗歌创作都排斥于研究之外。但回顾民国前二十五年的诗坛状态,旧诗仍是诗坛主流,特别以同光体为主的诗风影响更大。不论是在新旧文人,还是政界人士,抑或是普通读者中,旧诗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新诗。白话文运动开始后旧诗坛的两辈诗人中,光宣之际旧诗人如陈三立、陈衍、章太炎、梁启超等多以“潜对话”与“间接对话”的方式,表达了对新诗的态度；南社学衡旧诗人如柳亚子、吴宓、吴芳吉等对新诗的态度则可用“直接对话”来概括。光宣之际旧诗人都没有如林纾那样公开对新诗提出批评,而是在日记、书信、谈话,或是演讲中,曲折地表达看法；南社学衡旧诗人则多与新文化人直接进行争论,各自提出对新诗的见解。吴芳吉、胡怀琛还自创新体诗,走了一条与新诗运动相异的路子。这些旧诗人对旧诗出路的思考,对新诗提出的意见,以及诗体建设的探索,都不无可取之处。民国新旧诗坛看似对立,但新旧诗人往来频繁,新旧诗观总能相契,都印证了新旧诗坛潜藏着互通的一面。而新旧诗坛的“对立”事实是基于白话文运动背后的“启蒙”与“救亡”而起的,并非是就诗艺本身而言的。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新诗坛所反省的并非同光体、南社及学衡诗人的诗论,而正是当初高举“文学革命”的胡适之一派。旧诗人的诗论此时与卞之琳、戴望舒、废名、朱光潜,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朱湘等的诗论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笔者着眼于新旧诗坛的“互渗互动,相融相生”,从审美观念、语言演变、文化心态以及意象、用典、用韵等方面,重点描述旧诗人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诗、如何反思旧诗、他们心中的“新诗”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同时考察新诗人笔下的旧诗创作,及其新诗中的旧诗因子,揭示出新诗人对旧诗体的复杂态度。两者相成,将宏观研究与个案研究、历史描述与理论建构相结合,以期重新绘制一幅民国前二十五年更为全面的诗学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