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欧文·戈夫曼的“拟剧论”、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和心理学的自我呈现理论为主要框架,运用个案研究、问卷调查、访谈和文本分析等方法初步回答了以下问题:一,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动机是什么,与其他情境下的自我呈现相比,是否有所不同?二,朋友圈中存在哪些常见的自我呈现策略?为什么存在“刷屏”这种特殊的呈现行为?三,自我监控度如何影响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行为?四,朋友圈中自我呈现的真实度如何?第五,情境融合的属性怎样影响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行为,人们如何使用“标签”和“谁可以看”功能进行情境分离,效果如何?此外,本文在欧文·戈夫曼的“表演模式”之外引入并探讨了另一种解释社交网络中自我呈现行为的视角——“展览模式”。研究发现:自我呈现的“三大动机”中“促进社会交往”和“自我建构”能够较好的解释朋友圈中的呈现动机,而“获得奖赏”的解释力较弱。朋友圈中使用最多的呈现策略依次为:自我提升、逢迎讨好、榜样化、祈求和威胁。“刷屏”作为一种特殊的呈现现象,是一种为获得身份确认的自我符号化和自我建构行为,并具有一定效果。不同自我监控度的个体在朋友圈内外的行为模式并非显著一致。总体而言朋友圈中呈现的“自我”与个体认知中的“自我”既不矛盾也不一致,前者是后者经过意识和媒介双重过滤之后的剩余。情境高度融合的朋友圈中存在大量“自我呈现瘫痪”,但多数用户选择使用“谁可以看”和“标签”两种功能进行情境分离,这对他们呈现出更加丰富而真实的自我有所助益。另外,通过在“展览模式”视角下的讨论,本文认为包括朋友圈在内的社交网络中的人际沟通有时丧失了沟通的本真,沦为疏离个体之间的强行粘合剂,甚至原子式个体寻找和意淫存在感的场域;有时却为意义的再生产与再交换打开了的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