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作为两汉时期漠北草原最为强大，分布地域最为广阔的民族，他们的历史、语言、文化、种属是百年来国际学术界兴久不衰的话题。近年来蒙古国、中国新疆出土的大批考古资料为我们深入探讨匈奴葬仪与习俗带来了新的契机。本文在广泛搜集、汲取国内外考古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实地的调查、发掘经验，尝试探讨以墓葬为主的匈奴考古学文化的定名与辨识、分区与分期、匈奴葬仪包含的多种文化因素、匈奴葬仪等级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匈奴物质文化的内涵等方面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章简述了匈奴研究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以往鲜有质疑的“匈奴”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提出了以历史族名命名考古学文化必须建立在系统、全面考察该民族物质遗存面貌与内涵的基础之上；考古学判别的“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判别族属的首要标准是反映特殊精神层面、功能性不强的特殊的葬仪和习俗。　　 第二章梳理了集中分布在鄂尔浑河、色楞格河流域的墓葬资料的年代及考古学文化面貌。根据墓葬形制、棺椁形制、北首葬、扰乱葬、殉牲、陶器穿孔、打印戳等习俗以及随葬品类别、形制等方面表现出的一致性而将这些墓葬归入同一文化。它们的时代、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匈奴统治、活动的中心区域吻合，从而将其定名为“匈奴考古学文化”，并对这些匈奴墓葬进行了分区与分期的研究。以此为标准，本文第三章对匈奴周边区域内遗存的族属与性质进行了逐一甄别，结合地域与文化内涵及将它们分别归入匈奴边疆区、匈奴辐射区、域外汉地，并讨论了各区之间的文化联系。　　 第三章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别对匈奴中心区及边疆区各类墓葬的建筑结构、棺椁制作工艺，装饰手法、等级制度，以及包含特殊含义的葬物等进行了追根溯源的探索。匈奴葬仪中融合的来自汉、长城沿线、蒙古高原、叶尼塞河中上游地区的多种文化因素：圆形及方形中小型墓葬的葬仪中，以木制棺椁重数为标识的葬仪等级制度、“舟”字形木棺及其制作工艺、木棺表面的“杂金簪”、木椁分箱等特征主要源自汉及与汉地存在广泛文化交流的白狄系部落；木棺外设置功能性石椁的习俗主要来自山戎系部落遗民；“日”字形偏室墓形制主要源自羌戎系部落；墓葬封堆设置石板框、以封闭式石椁为葬具的文化因素主要来自石板墓文化，后者也包括部分丁零、坚昆文化因素；以半剖木、原木搭建木椁的制作技术源自阿尔泰北麓、叶尼塞河中上游地区文化；墓坑设头龛、头箱、仰身直肢北首葬、扰乱葬、动物纹带具、瓮棺葬等文化因素源自中国北方地区。“甲”字形大型墓葬地上建筑吸收了叶尼塞河中、上游坚昆、丁零文化的大型墓葬封堆的石围墙、立石的文化因素；木椁仍沿袭早期特征；墓道、墓坑结构、棺椁制度、木棺装饰主要模仿了汉地诸侯王、列侯的葬仪特征。丧葬用玉、马具饰牌上装饰的麒麟题材，丧葬用的汉式车辆也是在这一时期融入了匈奴贵族的葬仪。以权杖标识身份、等级的观念也是这一时期从中亚引入匈奴，融入匈奴葬仪，他们将自己设计、制作的权杖随葬在墓室中。匈奴中心区与边疆区之间、同区墓地之间，大中型墓地内部都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别，这不仅体现在墓葬形制与规模，同时也反映在墓葬棺椁的重数、棺椁的装饰、权杖、装饰山羊、麒麟、牦牛等题材的马身饰牌等特殊葬物方面。根据这些特征可将匈奴墓地、墓葬划分为多个等级。等级差别反映了匈奴社会内部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匈奴部落联盟中不同氏族之间，同一氏族内部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统治中心与边疆地区之间都存在这种等级差别。本章最后将匈奴中心区及边疆区的墓葬划分为融合期、定型期、传播期，探讨了匈奴葬仪的等级制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及原因。　　 第四章结合文献与考古学资料，对匈奴的生活用器、生产工具、武器、马具、车器、服装、饰件等进行了综合考察；对匈奴的使用的一些物品，比如“服匿”、“抹额”、“平上帻”、“黄金师比”等进行了考定；在论述中同时也探讨了匈奴对汉、屈射、坚昆、丁零、西戎、白狄、石板墓文化等多个部族的文化因素吸纳、融合的情况以及匈奴对外关系从扩张转向贸易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