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共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包含有礼学文献的资料汇编。两汉三国时期,是《礼记》成书并开始流传的时期,也是《礼记》学的开端和第一兴盛时期。西汉时期是《礼记》的独立成书和《礼记》学的开端。历代学者对《礼记》的编纂者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礼记》是由戴圣所编纂,有的学者认为《礼记》不是由戴圣编纂。综合考察各种观点《礼记》应当是由西汉时期的礼学家戴圣所编纂。西汉时期,是《礼记》的成书时期。可以基本确定,戴圣是《礼记》的编纂者。《礼记》的成书,标志着《礼记》学史的开始。自《礼记》经戴圣编纂成书之后,后世研究者日渐增多。在《礼记》传抄过程中,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到东汉时期,马融和卢植曾为之作注。郑玄总结了两汉的古文经学的研究成果,融汇今古文经,从而缔构成其三礼学体系。自从郑玄为《礼记》作注之后,《礼记》的地位大幅度提高,从而大行于世。郑玄注《礼记》是《礼记》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礼记》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自郑玄开始,《礼记》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蔚为显学,合称三礼。东汉时期,《礼记》学研究成果丰硕,除了马融、卢植和郑玄之外,还有许多学者比如桥仁、高诱、荀爽、景鸾、蔡邕以及宋均等学者研究《礼记》并为之作注。此时期的《礼记》学传承通过经师讲授,弟子相传的师法传授方式为《礼记》学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东汉《礼记》学传承过程中产生了《礼记》学的阐释方式与说经文体。东汉《礼记》学的说经文体有注、传、解诂、章句等。这些注解以解说经文为主,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来源。曹魏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家王肃著述颇丰,曾遍注群经,考察史籍,王肃经学著述多达30余种。在中国经学史上,王肃是除郑玄以外经学著述最多的经学家之一。王肃曾注《礼记》。王肃的《礼记注》博采众家之长,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至此,学术上形成了郑、王学之争。当时许多学者研究《礼记》,或宗郑学,或宗王学。除王肃之外,三国时期治《礼记》学的学者有马照、许慈、文立、李譔、严畯、荀贺以及王化等。在曹魏时期郑玄和王肃的《礼记》学都被列于学官,设立博士。至此《礼记》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典。蜀汉政权和东吴政权也将《礼记》列于学官。两汉三国时期,有大量的学者对《礼记》进行研究和注解。该时期的《礼记》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