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之后,随着耕地的大规模扩张和农业科技革命的兴起,粮食剩余开始在美国迅速出现并日趋严重。朝鲜战争的结束使美国失去了处理剩余粮食的一大渠道,在新一轮农业革命和过时的农业政策的刺激下,政府持有的剩余粮食库存开始迅速膨胀并在60年代初达到了骇人的规模。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剩余粮食是战后初期的美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自1954年通过对外粮食援助的核心法令《农产品贸易开发与援助法》(简称Public Law480或《480公法》)以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对外粮食援助。到了60年代初,经过几年的粮食援助实践和肯尼迪政府的“粮食换和平”(Food for Peace)变革之后,在开辟新的剩余粮食处理渠道和促使其它国家分摊粮食援助负担以及冷战的外交政策需要的驱使下,美国开始了推动创建多边粮食援助机制的历史性进程。由于美国在粮食领域超强的霸权地位,战后国际社会创建多边粮食援助机制的多次尝试都因美国的反对而失败。美国的态度因此就成为战后多边粮食援助机制创立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正如美国的霸权是战后大量多边机制创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一样,其粮食霸权也在多边粮食援助机制的创建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1961年,美国发起在联合国系统内创建了第一个多边粮食援助机制——世界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简称WFP),规定各签约国在自愿的基础上提供目标为1亿美元价值的粮食援助(在1963—65年期间作为试验性项目运作,1965年成为正式的多边机制)。这标志着多边粮食援助时代的真正开始。在1964年开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肯尼迪回合谈判中,美国通过联系战略成功地迫使欧洲和日本在1967接受了《粮食援助公约》(Food Aid Convention,简称FAC)。《1967年粮食援助公约》为国际粮食援助数量确立了一个450万公吨的最低基准目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不足。美国通过它迫使欧洲和日本接受了有约束力的责任,从而在分摊粮食援助负担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1967年粮食援助公约》是国际粮食援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1967年粮食援助公约》的创立和运行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霸权的支撑并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因而本质上都是霸权性粮食援助机制,美国通过它们完成了由其主导的多边粮食援助机制建设。从60年代后期开始,现行的多边粮食援助机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世界的需要了,而国际社会对此改革的努力却都因美国的拒绝而失败。随着从肯尼迪政府开始的耕地转移政策的成功和粮食援助与出口的大量增加,美国的剩余粮食库存在1967年跌至波谷之后再也未能大规模地重建。1972年的全球性气候灾难导致了世界性的粮食歉收,这极大地刺激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粮食的商业和援助需求,而尼克松政府激进的粮食出口政策(特别是向苏联)和土地转移政策迅速导致了粮食库存的耗竭和粮食价格的暴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额却跌到了1954年《480公法》通过以来的历史最低点。这与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幅提高油价同时发生,从而造成了1972—1974年的第一次全球性粮食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之中。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霸权性粮食国际援助机制因而处于崩溃之中。70年代初的世界正迅速地变得相互依赖起来,同时发展中国家日益兴起为国际政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并试图通过集团化战略来主导国际机制的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了1974年的世界粮食会议,希望借此缓解发展中国家的压力并为世界粮食领域的长期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国际合作的框架。美国霸权(尤其是粮食霸权)的相对衰落使它不再能够在世界粮食会议上发挥主导性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却成功地利用这次会议推动了对现行的多边粮食援助机制的一系列改革并创造了一些新的机制。改革后的国际粮食援助机制褪去了强烈的霸权色彩,变得更具有发展导向性并能更有效地应对世界的粮食灾难。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是国际粮食援助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战后的多边粮食援助机制至此走向了成熟。本文即通过对美国在世界粮食计划署、《1967年粮食援助公约》和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创建或召开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来阐述美国因素在多边粮食援助机制创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