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各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制定各国的会计基本准则时，在对财务报告基本目标认定上都更加凸显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观”的重要地位。从决策有用观的角度而言，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传统的利润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已经不能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决策有用的信息[1]。以决策有用观为中心的综合收益报告受到了西方各国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青睐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和世界各国会计准则中关于综合收益相关方面的研究，最终规范我国综合收益列报的内容和模式，为上市公司综合收益列报起到规范和指导作用。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首先对综合收益相关的会计学理论基础进行研究，为本文综合收益研究扫清理论障碍；阐述综合收益在会计学中的确认和计量的问题，为综合收益的列报奠定基础。其次，研究国际各国的综合收益报告的列报模式和列报内容，作出横向比较分析。同时介绍我国会计准则规定的综合收益列报模式，立足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对综合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在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明确辨析我国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具体项目，为我国上市公司综合收益列报编制提供内容依据。在实例研究方面，本文选取上市公司华北制药进行实例分析，通过对华北制药2009年至2011年综合收益列报情况的分析，得出该上市公司综合收益列报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揭示出处于综合收益列报初级阶段的我国上市公司对相关综合收益列报缺乏足够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