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争鸣的国际学坛，以弘扬儒家思想为己任的海外现代新儒家日益活跃，特别是近几十年全球化与本土化时代的到来，更成为他们切入现代社会的天赐良机。为此，这些学者纷纷进行不懈的探索，杜维明就是其中最有力的宣传者之一。 在杜维明看来，要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就要对其阴暗面和历久弥新的价值做出分疏，从而凸显出儒家的真精神。在这方面，杜维明肯定了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批判和厘清作用，并且认为，在当今仍然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对阻碍儒学真精神现代转化的阴暗面进行深入的批判，为儒家心性之学的现代转化进一步扫清道路。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作为一个落后民族，我们需要以一种不亢不卑的坦诚心态深入西方文明的骨髓之中，积极吸收西方启蒙心态创造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律等中国文化缺少但又是现代化所必需的普世性价值。在这方面，前辈现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提出过自己的观点。与他们不同的是，杜维明放弃了唐、牟那种在儒家思想内部寻找科学民主种子、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路，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探索儒家与西方普世性价值优势互补的可能。在他看来，儒家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科学理性可以和谐统一、共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在民主方面，他是以工业东亚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来探讨儒家与民主之间可能的结合方式，并将这种新型的、具有儒家特色的民主形式视为西方民主模式的补充。当然，杜维明也认识到，儒家在吸收西方启蒙价值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启蒙价值的负面影响，即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产生的足以将人类毁灭的世界难题。对此，儒家的人文主义应该在构建全球伦理的过程发挥积极的作用。 那么，如何排除欧洲中心主义呢?杜维明认为，在肯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探索其它的现代化模式。其中，儒学作为世界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一支，也可以成为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为世界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杜维明从三个方面做了探索：首先，他借鉴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观点来说明儒家在现代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反驳了儒家博物馆论和儒家威胁论两种错误观点：其次，他还对西方基督教神学、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及社会学的新发展趋势与儒学可能的结合作出了探索，试图将儒家介绍给希望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思考模式的西方学者，从而扩大儒家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再次，他虽然否认儒家思想与工业东亚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他仍然认为工业东亚已经发展出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可为世界其它文化提供借鉴的现代化模式，并对其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杜维明则挖掘了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在其看来，儒家这种既不排斥天道又不征服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正好能够弥补现代社会的这一缺陷。当然，对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现代新儒家也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到强调的过程，这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杜维明放弃了那种受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影响的一元上帝的狭义宗教观，吸纳了西方学者将宗教视为“某一信仰共同体精神上自我认同”这一比较宽泛的理解，着重从“诚”、“仁”与“礼”、儒家论学做人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儒家“内在而超越”的宗教性。与前辈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相比，杜维明等人不再主张把儒学视为超越于各类宗教之上的“一般宗教之基础”，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寻求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相互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