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随着教育改革措施的逐步颁行，新式学堂大量涌现。传统的儒学课本在新式学堂的教学中已难以立足。虽然此时已有西方新式教材的翻译本被作为应急之用，但照本宣科而来的西译教材，流弊甚多，并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要。适应中国新式学堂教学需要的新式教材的编印迫在眉睫。基于这种急迫性，清政府不得不改变以往仅由官方编写教材的规定，转而“准著书人自行印售，以资鼓励”。教材的编印权，从官方垄断，放宽至官民共办，各种机构编印教材的浪潮迅速涌起。商务印书馆首先抓住了这一契机，组成了由张元济、杜亚泉、蒋维乔等知名学者在内的编译部，专门从事高、中、初等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其中，中等教育教材的编印工作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中等教育教材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最新中学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共12种，具体分为国文、历史、声学、电学、热学、几何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诸多科目。范围几乎涵盖了了今天文理科的全部内容。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伴随着新政权的更替，教育领域的改革也依次展开，关于教材的编印要求也发生了变动，要求停止使用清末编印的教科书，转而编印“务合共和政体”的新式教科书。中华书局首先瞄准时机，在短时间内编印出版了《中华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不甘落后，集中人力、物力迅速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其中适用于中学的有物理学、植物学、化学等二十余种。此后，商务印书馆还又相继出版了,《民国新教科书》、《普通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新体教科书》等多套全部或部分适用于中等教育的教材。此外，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者们根据不同学堂学生在文化基础、学业要求等方面的不同，特地编印了适合实业学堂、师范学堂学生中等教育教材。而这些教材的编印无疑对当时教材匮乏的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在教材编印完善之后，商务印书馆以所编教材本身的高质量为基础同时配合各种宣传手段，成功地占据了当时教材出版业的半壁江山，成为这一行业中的领军者。商务印书馆的这些教材无论是与民间出版机构的教材还是官方出版的教材相比较，都具有鲜明的优越性。它紧随时代的变化，反应时代诉求，融合中东西之学，并且开始走进大众生活、关注学生发展。这些都是之前的教材所不具备的，这也代表了清末民初中等教育教材改革的整体趋向与特点。不可否认，商务版的《最新中学教科书》在内容、语言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新旧杂糅的弊端，尤其是在袁世凯尊孔复古时期，商务印书馆过渡迎合政治需要，对教科书进行改编，使其教科书的声誉受到影响。但它对中国中学教育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及后世中学教材的典范地位依然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