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与两微一端等平台的愈加开放,公众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而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公众的话语表达伴随着技术赋权的新鲜感、受教育水平的参差不齐、网络的匿名性等等,在网络空间呈现出喧哗、对抗等负面特征。这种话语表达体现为情绪的宣泄;当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必将对行动有支配作用,进而可能引发群体极化现象。非理性的情绪表达,对于事件的解决很难起到正面作用。因此,在讨论舆论或舆情引导之前,大量负面且非理性的网络情绪表达值得关注。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回顾可发现,除少数实证研究外,对于网络情绪的表达研究多数停留在描述性阶段,且大都认为网民的情绪表达是非理性的、零碎而散乱的、需要加强管理的;存在与媒体相关的网络情绪研究,但几乎没有提及媒体不同报道框架的影响。但依据框架效应理论,新闻文本本身是否也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情绪表达存在研究的意义。因此,本文将结合实证研究与描述型分析的方式,深入媒体报道与情绪表达的语义层面,以涉案报道中媒体报道的不同框架为切入点,探究网络情绪表达特点与原因的新思路,为涉案报道中网络情绪的管理提供新路径。本文以“江歌案”为例,分析涉案报道中的网络情绪表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涉案报道中网络情绪表达的特点:从语言表达本身来看,涉案报道中的网络情绪存在内容的浅薄性、表达的弱信息与碎片化、语言的失范与失控等特点;从网络情绪发展的阶段性来看,涉案报道中的网络情绪要经历从情绪的零散表达、到情绪逐渐高涨、再到情绪逐渐消退统一三个阶段;从网络情绪表达的类型上来看,涉案报道中的网络情绪表达以负面情绪为主要情绪基调。第二,不同报道框架对于网络情绪表达产生的影响:报道框架虽非情绪正负效价的主要原因,但报道框架对于情绪效价存在正面引导的可能性;报道框架对于情绪的唤醒度存在直接影响,应结合情绪的阶段性特征适时引导,尽力降低情绪的唤醒度,使情绪不至于引发进一步的过激行动;报道框架与情绪的指向性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涉案报道中网络情绪的引导,媒体应避免制造矛盾冲突,以呈现事实为目的;重视新闻专业主义,强化媒体把关;通过报道框架的选择,对网络情绪表达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网民本身应加强媒介素养,减少不必要的网络情绪宣泄,积极承担责任,做到理性发声,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为共同来营造良好的网络言论氛围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