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时期,上海女工集中的纺织业与烟草行业既经历过“畸形”的繁荣发展,也遭遇过萧条萎缩。受此影响,资本市场对女工的需求也曾大起大落。但无论是市场波动,还是上海沦陷,都挡不住大批农村女孩到上海来做工的脚步。上海女工多半来自江浙及上海附近农村,她们大多数缺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女孩们进厂的动机各不相同,“吃饱饭”和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则是她们最一致的诉求。因此,面对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高、工资待遇低以及不人道的管理和盘剥,她们往往都会极力忍受。至于压迫、盘剥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她们最初也不十分在意。作为来自农村的女孩,她们很容易受到上海这座极具现代气息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的诱惑,而相对稳定的工资收入,也不可避免地使她们开始有了相对独立的意识和追求时尚的渴望。中日战争的大环境并没有阻止她们像她们的前辈工友那样,开始向城里人看齐。包括对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理解,也都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与她们父母不同的,趋向现代观念的改变。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工人一旦将劳动力出卖给了资方,也就意味着其劳动期间必须要面临资本权力的规训。但是处于工人与女性两种身份的叠加之下,她们不仅受制于工厂内苛刻的规章制度,忍受着男性管理者语言及身体上的暴力,还遭遇了以性骚扰、性侵害为主的性别控制。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传统的父权制与资本制共同建构了日常工作空间内对女工身体的规训,力图将其变成驯服且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也正是这种长期共同的经历,促使女工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权利意识,推动了她们会在工作中寻求一切可能机会进行抗争。长期大量的类似行动的聚集,自然也使她们容易向阶级意识靠拢,开始认识到工人和资方利益的不同,进而开始认同集体抗争的作用。就战时上海女工整体而言,大多数女工民族意识固然淡薄,但在战争初期,受到举国抗战舆论高涨的环境影响,她们也很容易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随着战场日渐远离,上海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工及其家人,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劳资之间的对立、工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以及性别上的歧视与压迫,但民族抗争的意识和行动,却明显地减少了。从战时上海女工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女工受制于工人身份所形成的体验,对资方的压榨感受较深,更受制于女性身份所形成的体验,在性别认同上又往往有消极的认识。这是导致战争时期上海女工的民族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通过尽管是零星的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包括各种政治力量的秘密工作,部分女工也仍旧可能参加到抗日的民族斗争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