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无疑是中华民族百年动荡现代史中饶富意义的一章。因着“一国两制”此空前政治构思,香港得以在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情况下顺利回归中国,并于一国之内以两种相异的制度保持政治运作。　　然而回归以来的香港社会却呈现着剧烈的“政治冲突”,政治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权力所进行的相互对抗活动日趋激烈,各种矛盾则日益突出,其结果即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在回归以前,无论香港本土研究抑或国际学术界论述,普遍认为1997年后香港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只能来源于中央政府违背承诺干预香港内部事务,北京当局若肯放手香港自主运作,则多年以来香港体系所累积的经验与行之有效的系统和既定机制,将可继续落实香港特区的良好管治和繁荣安定。自回归以后,中国恪守“一国两制”原则,未有对香港特区日常事务作出干预,这种高度克制之表现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在中央政府表现克制、香港特区政府体系自主运作的情况下,香港特区却经历了连场管治危机和信心危机。基于不满政府施政,2003年7月1日香港50万人示威游行,明确地暴露出特区政府其时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特区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冲突问题和相关管治危机,无疑与宪政秩序改变所引发的特区政治转型有所关连。九七回归前的学术研究未能正确推导出香港的政治困境,意味过往的相关学术理论有所欠缺,需要发展新的理论框架以进行学术反省和检讨,呼唤着香港政治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与新方向。　　本篇论文研究过去三十年香港之政治发展进程,并聚焦探讨香港之政治转型与政治冲突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性。论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何九七回归前后一脉相承的政治体制设计和并无二致的政治体制组成人员,其管治效果竞出现重大落差;在回归以前此政治系统有能力引领整体社会平稳过渡,而在回归后却未能妥善处理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以致政治冲突问题持续恶化?本文认为,香港特区的政治冲突问题虽然是综合性问题,与政策推行手法、官员个人能力素质、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状态等均有关涉,然而其源头主要归结于香港特区之政治转型。在回归前的一段过渡时期内,香港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经历了从“单一性”到“三重性”的政治转型,新的政治元素正在孕育与发展,并最终组合成约制香港体系运作的政治结构。相较于殖民地时期的状况,单单以追求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并由此所取得的管治合法性,已经不足以维系整个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香港特区政治的“三重性”,意味着整体政治环境已经变得更分化、更难于管治。伴随着越来越多政治主体的加入,整个利益协调的过程变得复杂。　　本篇论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重新检视香港九七回归前的一段过渡期历史。在把握香港过渡期内所出现的深刻变化之基础上,疏理出种种政治元素得以孕育之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在分析香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及其演进过程后,构建出一个崭新的理解香港政治背后动力的概念框架——“三重动力概念框架”。论文的后部分将引用此概念框架,重新审视九七回归以还香港政治发展和转型进程的背后动力。本文将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对涉及香港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的重大政治课题作出分析和引证,藉着对具体案例的研究,揭示香港政治发展的背后动力,以及这些动力因素在互动过程中所体现的政治赋权与政治制约。　　就香港的政治冲突问题进行探讨,不能仅仅着眼于制度的表层和政治主体的表面政党归属和活动,还应当深入探索和分析其下的深层政治根源,把握表层下起着根本性作用的政治元素和整个机制结构,从政治结构及内部运作层面寻找答案。本论文研究中所发展出来用于理解香港政治发展和转型的“三重动力概念框架”,正是要指出九七回归后联系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一政治结构与及促使其持续演进的历史趋势。通过全文对香港政治的宏观历史考察和微观案例梳理,基本上引证了“三重动力概念框架”在理解香港政治发展历程上的有效性。香港的总体政治发展和转型,正是三重动力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亦即经济全球化、中国现代化与香港社会自身本土化进程相互作用所达致的动态平衡状态。三重动力之所以作用于香港的政治发展进程,成为基础性的不可还原的充分条件,从根本上言是与香港从城市自身发展历程中所承继的三重身份紧密关连的。三重身份亦即指出:香港份属经济全球化下处于跨国网络中央节点的“全球城市”(国际性);中国现代化大历史趋势中发挥独特作用的“中国城市”(中国性),和在特殊历史时空中、经由“一国两制”框架保存了社会自成一体之本土化进程的“特区城市”(本土性)。这三重身份构成内在矛盾与张力,为香港政治进程带来高低起跌。三重动力概念框架明确指出,影响着香港整体政治发展的并非单一性因素,任何狭隘的视野将不利于充分解读香港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冲突。香港政局中的矛盾张力及其曲折发展,与香港政治中的这种三重性直接关连。香港的政治进程不仅展示了中西方政治领域之间的接触和角力,同时亦体现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要超越香港政局中的各项矛盾,冲破重重障碍和限制,需要以更宏观和更长远的视野看待问题,如此才能为香港政治开拓全新局面,才能继往开来,成就“积极的一国两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