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前,维护维也纳体系的“神圣同盟”趋向瓦解,北方三宫廷在行动中再也不能协调一致,最后反目为仇。对欧洲事务起主导作用的“欧洲宪兵”俄国,极力向南扩张,意欲吞并土耳其遗产,引起了英奥等国的恐慌,俄国的为所欲为,使其处于孤立之境,针对法国的大国同盟虽未被针对俄国的大国同盟所取代,而实质上,克里米亚战争前确实存在着欧洲大国共同反俄的倾向。俄国失去了在欧洲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国际地位大大下降。法国乘机与英结盟,使俄陷入外交困境不能自拔,法国从而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外交的中心。由此在欧洲国际关系舞台上造成一场被称为“外交革命”的政治变局。这场“外交革命”直接引爆了克里米亚战争,导致了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动。俄国外交的失败,法国外交的成功,除了英俄的矛盾大于英法矛盾,导致了英法结盟共同抗俄外,还在于俄国不识时务,逆时代潮流而行。当其他欧洲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高歌猛进之时,俄国不向先进国家看齐,却仍然与封建农奴制度为伍,它置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大势于不顾,极力维护行将就木的“神圣同盟”。其实力远远不及英法等国,腐朽落后,外强中干,却还要向当时极为敏感的巴尔干地区插手,引起列强的共同反对,而经济实力是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对国际关系支配权的根本力量。因此,俄国不自量力的推进,其失败是必然的。另外,俄国一系列的外交误判,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它自信英国、法国不可能干涉自己的行动,曾经的盟国奥地利会和自己一致,而结果是英法联合起来共同抗俄,奥地利也背判了自己,与俄国的预期完全相反,俄国在欧洲诸国的外交博弈中陷入孤立无援。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前,政局不稳,在国际上还没有完全摆脱孤立的阴影,但法国努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国力蒸蒸日上。它外交政策灵活,与往日的宿敌英国结盟,最终打开了外交局面。这说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一个国家只有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