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成为了经济的转折点。严重的金融危机使我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央作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达到扩大内需与稳定经济的作用。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实际仅投入1.18万亿元财政资金,其余的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来解决。在社会资金积极性不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自行解决。在受到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通过整合地方原有资源,建立地方投资与融资平台来解决资金问题。此举使得2008年的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平台数量如雨后春笋般激增。应该看到,平台并不是2008年后产生的新生产物,其在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中早已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20世纪80年代萌芽,1994年建立到2002年的“重庆模式”再到2008年的大发展,平台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平台是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下不断博弈的产物,属于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同时也是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行为的典型代表。但是,大多数“应景”而生以及在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冲动“刺激”下的平台引起了市场的普遍忧虑。因为在中央政府的政策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业绩赛跑”下,催生了大量行政级别低、目的功能单一、市场效益差的投资与融资工具。平台在地方政府双重内在机制的动因下,存在着组织结构不健全、贷款行为不规范、地方政府的监管不力、甚至是地方政府违法担保或赤字的问题,使得项目收益风险传导到平台还款风险,再传递到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再扩大为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等,平台的存在似乎成为了诸多风险之源。目前文献对于地方政府与平台投资和融资行为的研究较少,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国外研究的投资与融资模式和方法不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政府债务标准也要结合实际分析；国内当前的研究大多是单一层面的,要么对地方政府投资的作用进行研究,要么对政府债务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究,要么就是对平台风险进行定性分析。本文紧紧抓住“行为”这一关键词,以西部地区的城市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我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与平台行为的高度一致,本文在宏观分析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行为外在效用、内在债务负担的同时,也对平台内部投资与融资、财务风险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实证结果将宏微观相联系,使二者体系化。本文的分析脉络是从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行为理论出发,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作为宏观研究对象,以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平台作为微观研究对象,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分析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行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三个假设,并搜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检验得出相应结论。本文认为：(1)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2)地方政府融资在一定程度内会产生“挤入效应”,但地方政府负债累积量逐渐增加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现行融资模式下,融资风险也会随着融资量增大而增大；(3)样本城投类平台在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短期内财务能力较强,但是平台的财务风险较大,说明平台的自生能力较差。以此实证结论为依据,本文提出：彻底清查全国平台债务状况,整顿市级以上平台；禁止设立县区级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平台,改革单一功能及市场效益差的融资平台；严禁商业银行进行平台贷款等。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利用世界银行债务统计方法并结合国情,针对行业计算出地方债务总量,并构建指标分析；(2)通过财务恶化指标实际测算平台财务风险状况；(3)从遏制风险和提高收益两角度提出长短期对策。当然客观的看,虽然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投资与融资平台出现了较多问题,但不能否认地方政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进行的制度创新。于是本文在上文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于市级以上投资与融资平台应该从运行模式、治理模式、机制保障等层面加以改革与理顺,这样才能更好的为地区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