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情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对事实、法律的严格认定与适用,并非总能符合当事人的利益。究其原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法律欲达目的为最大程度地实现该案所涉的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而以公共权力为主体的事实发现与法律适用的活动,更多地体现了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维护。对法律的严格适用反而达致当事人不满意的后果,此种法律适用的悖论,是本文提出的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沟通及合意指向的问题。本文从法律实现与法律执行的矛盾入手,在刑事诉讼法的语境中,借用日本学者棚赖孝熊先生提出的法执行的操作性目标的模型,意欲通过丰富法执行的手段的方法,改变严格适用法律导致的与社会生活,被告人、被害人具体利益脱节的弊端。笔者以为,合意,作为法执行的一个重要操作性目标,对公权的行使具有重要的补充、修正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沟通程序,并建议适当承认经由沟通达致的自愿合意。本文的第一章提出了刑事诉讼中法执行的操作性目标,引出合意问题。在第二章中,通过对案件的社会特征、侵权行为正义观的变迁的分析,揭示了沟通产生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图景,是一个丰富、具体的,当事人作为独立人格主体的关系社会。在第三章中,为区别于民事诉讼,笔者对刑法的基础理论、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实践进行了分析与介绍,指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存在着不严格适用法律而将法律适用相对化的空间,对合意在刑事诉讼中的生存土壤作了论证。同时也指出,对承认合意效力的适用条件应作一定限制。最后,笔者构建了刑事公诉活动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沟通程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自主参与和交流,且与公诉程序并行不悖,通过动态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沟通的有效性与合意的自愿性,从而在原则上确认某些刑事案件中合意的效力。